2014-01-24 來源/華爾街日報 原文網址
如果要在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的機能失靈之間做出選擇，筆者寧願選擇美國，無論何時。
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中國，中央計劃體制的不足之處日漸明顯。中國自上而下式的經濟模式的確帶來了經濟的飛速增長，但這種高增長是建立在巨額投資和低成本信貸基礎之上的，令中國的領導層陷入了困境。
要維持中國的長期發展，中國的領導人必須放鬆對經濟的管制，並清理那些已經掩蓋了危險巨額債務的經濟數據。但旨在實現這些目標的行動可能會導致中國經濟增速大幅放緩，而這一後果可能引發社會不穩，並導致中共失去其核心的執政基礎。
這種對比表明，現在可以不用擔憂中國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將成為西方市場經濟民主制度的競爭對手了。這是金融危機過後由Eurasia的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等人提出的一種擔憂。
的確，華盛頓並不都是一片和諧景象。政客們圍繞美國預算談判反復上演的邊緣策略政治秀已經損害了美國的國際聲譽，也給企業決策帶來了有害的不確定性。
但一度持頑固態度的美國共和黨眾議員們上周以壓倒性的多數票通過了1.1萬億美元的預算案，這意味著，將於2月份到期的美國財政部借款權力將不會再像以往那樣成為一個棘手的政治問題。如果美國的議員們再次拒絕提高美國債務上限，實際上就是拒絕為他們自己達成的預算案提供資金，這也有悖常理。無需再擔心圍繞美國國債“技術性違約”的擔憂會引發新一輪市場恐慌了。它要歸功於美國糟糕的民主制度。這種制度最終會傾向於達成妥協，即便是間歇式的。
再拿中國的情況比較一下。中國周一公布，2013年經濟增長7.7%，超過了政府設定的7.5%目標值。不過這一數據引發的質疑可能多於慶賀。中國的經濟增速有著每年都略高於政府目標值的完美表現，不免引起了對於數據可靠性的嚴重懷疑。它也對中國這種鼓勵不計代價超過政府目標的自上而下式經濟政策的合理性提出了挑戰。
這些“代價”現在也的確成為關注焦點了。
上周有消息稱，北京的空氣污染程度已經達到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所認定安全標準的25倍。
本周二，中國政府放寬了銀行核銷壞賬的標準。為緩解對中國農歷新年前出現“錢荒”的擔憂，中國央行不得不向貨幣市場注資420億美元。兩項措施都反映出了對人民幣數萬億元可疑債務的“精神分裂症式”擔憂，而這正是投資拉動型經濟模式的直接後果。未來數月和數年中，這些債務都可能觸發一場危機，但如果削減這些債務的速度過快，中國經濟可能會遭受嚴重沖擊。
再看另一個壞消息：美國正在加大對在美上市中資公司可能存在的欺詐性會計操作的調查力度。將上述種種情況疊加在一起，一個令人擔憂的脆弱局勢就開始顯呈現出來了。
所有這些問題的症結在於中國的官僚制度，這種制度鼓勵中共的省級領導人為達到中央的經濟增長目標而大量草率上馬投資項目。也是這一制度讓那些有政府背景的人來掌管缺乏效率的國有企業，這些國有企業可以拿到低成本的信貸資金，卻幾乎不受來自企業股東的監督。在這種制度下，普通民眾無處表達自己的意見。要不是這樣的制度，他們本可以要求終止為建築企業和房地產投機者借債提供補貼的利率政策。
一些人士期望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能推行徹底的艱難改革，因為中國需要通過這些改革來向依靠消費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轉變。不過，之所以有這種期待，只是因為是習近平是繼鄧小平之後獲取個人權力最大的中國領導人。
應該重溫一下溫斯頓﹒丘吉爾( Winston Churchill)的名言了：民主是除其他所有形式之外最糟糕的政府形式。
Michael J. Cas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