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革”爆發原因看中國當前變局
2013-07-04 來源/華爾街日報 原文網址
劉罡
毛澤東曾說過，正確路線確定以後，幹部是決定的因素。這句話被他的許多崇拜者奉為至理名言，但毛澤東還有一句話未對別人明說過，那就是，幹大事缺錢是不行的。正因為如此，無論是井岡山時期還是延安時期，毛澤東都把紅軍的財政大權交給自己頗有理財天分的弟弟毛澤民去掌握，他自己後來也頗為形象地說過，手裡沒把米，叫雞都不來。
縱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來的歷史，決定中國興衰的第一要素其實並不是政府的路線（或政策）是否正確，也不是任用的幹部是否稱職得力，而是政府是否有辦法集中、大量地籌集到經濟建設（或者說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
金觀濤和劉青峰兩位歷史學家在其近著《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一書中提出，近年來有不少人士認為，如果中國在上世紀50年代不急著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是讓中國社會較長時間停留在新民主主義階段，繼續實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中國的經濟發展應該不會出現後來的那種巨大波折。
但這兩位學者指出，中國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的工業化需要巨額資金，而當時中國的國內和國際環境決定了這些資金只能從農民身上籌集。可是土地改革之後以地主/佃農結構為主的農村生產關系不見了，代之以普遍的自耕農形態，這種“新民主主義”模式的農村經濟產生的第一個問題是糧食商品率的明顯下降，剛經過土改晉升為自耕農的一般農戶將原應提供給城市的大批商品糧貯存在家中過多地消費掉。1952年和1949年相比，每個農村人口多消耗掉糧食70斤，換算成全國農村糧食總消耗量就多出了200億斤以上。糧食商品率的下降，直接沖擊到城市的糧食供應，並進而影響到政府企圖利用農業積累實現工業化的速度。解決商品糧短缺的唯一辦法，就是利用國家官僚機構的力量強迫農民把余糧拿出來。
正因為如此，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在短短幾年內就被終止，此後從初級社、高級社一路到人民公社，國家對土地的控制越來越嚴，對農民的經濟壓榨越來越大，直至發生了臭名昭著的“大躍進”運動。中國學者楊繼繩在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說， 1958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要求糧食和鋼鐵大幅增產，農民被迫超長時間勞作來達到不可能達到的糧食指標，生產出來的糧食被送到城市甚至出口到國外，卻沒有留足養活農民所需的糧食。餓得要死的農民又被禁止離開所在地區尋找食物，包括父母吃親生孩子的人吃人事件時有發生。
“大躍進”導致的人間慘劇讓中國執政者明白，為推進中國的工業化而對農村、農民實施的經濟榨取已經達到了後者的承受極限，靠繼續通過工農業“剪刀差”來為大規模工業發展積累資金的路子已經走不通。通過分析中國歷年來的糧食生產數據可以發現，中國的年人均糧食擁有量在大規模農業集體化前夕的1956年達到306.8公斤後，此後很多年再也未能達到這一水平，1975年才稍稍有所超過，直到1978年以後才開始穩定超過。也就是說，從大躍進失敗到文化大革命結束這將近20年的時間裡，中國政府再想通過加大對農民的榨取來為中國展開更高水平的工業化籌措資金已經幾乎沒有可能。
然而像一切準備挑戰老牌大國的新興國家一樣，中國的這種挑戰能力也必須建立在能夠不斷創造“奇跡”的基礎上，因為如果“奇跡”沒有了，底子依然薄弱的新興國家又如何能讓國內外的人相信自己有資格挑戰老牌大國呢？上世紀30年代，全球性的經濟大蕭條擊碎了德國和日本的經濟強國夢，這兩個國家在創造經濟奇跡之路走不通的情況下轉而寄希望於創造軍事奇跡，於是有了德國法西斯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的崛起。然而上世紀60年代的國際政治環境已經使中國完全不具有創造軍事奇跡的可能（這從中印戰爭爆發後原本對立的美國和蘇聯全都站在印度一邊反對中國便可見一斑），況且中國在上世紀60年代也遠不具備德日兩國當年那種可以支撐軍事擴張的經濟基礎，於是堅持做大國夢的毛澤東只能選擇創造“政治奇跡”了。
對於“文革”爆發的原因，多年來史學界提出了許多看法，筆者認為，毛澤東在創造經濟奇跡之路走不通的情況下孤注一擲地冒險創造政治奇跡，應該是他發動“文革”的最深層原因。統領軍隊為毛澤東發動“文革”保駕護航的林彪認為，“文革”的目的就是為了打倒劉少奇，是一場權力之爭，因此他主張整倒劉少奇後中國還應該回到以經濟建設為主的道路上去，而毛澤東卻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稱“文革”這樣的大革命七、八年就要來一次，因為他比林彪明白，中國創造經濟奇跡和軍事奇跡之路都已走不通，唯有不斷“革命”，繼續創造政治奇跡，中國才有可能在大國的博弈場上為自己保留一席位置。
不斷創造政治奇跡當然只是毛澤東一廂情願的空想，“文革”從理論到實踐的全面失敗給了他最好的答案。然而，或許正是毛澤東這種以整個國家和民族為賭注的瘋狂舉動，在美蘇兩強爭霸的時代大背景下讓美國看到了用中國制衡蘇聯的可能性。於是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與西方的關系開始漸行漸近，中國從西方獲得工業化所需的技術逐漸成為可能，中國也確實不失時機地在上世紀70年代前半期推出了從西方引進成套裝備和技術的“四三方案”，但與毛澤東故世後華國鋒主政時期中國所謂的“洋躍進”一樣，這些方案的實施效果最終還是因為缺乏資金而打了折扣。
在這種局面下，中國迎來了鄧小平時代。筆者認為，鄧小平對當代中國的最大貢獻之一是，他在否定毛澤東晚年各種錯誤的同時，也不失時機地繼承了事實上已被毛澤東打通的向西方開放之路。中共元老李慎之曾回憶說，他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陪鄧小平訪問美國時曾問鄧，中國為什麼要與美國改善關系，鄧小平回答說，那些跟著美國跑的都富了嘛。利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向中國開放市場的機遇，再利用日本、港台的資金和技術發展外向型出口加工業，中國終於找到了一條不必壓榨農村和農民而積累工業化資金的道路，中國從此也繼上世紀50年代“一五計劃”期間之後，再次進入了經濟奇跡創造期。
然而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中國人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人民幣的不斷升值，中國靠發展外向型經濟積累工業化資金、進而創造並保持經濟奇跡的余地已經越來越小，這種局面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已經初見端倪。危機發生後美國大規模實施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大量資金湧入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一時間好像世界上最不缺乏的就是錢了，“錢多”雖然也給中國帶來了如房地產泡沫和人民幣升值等種種煩惱，但還是使中國在2009至2011這段世界經濟的最低迷期依然取得了驕人的經濟增長，得以繼續延續經濟奇跡。
然而，隨著美聯儲明確表示將開始逐步停止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全球的資金流向突然間出現了逆轉，新興市場國家僅憑一個美好動人的經濟成長故事就能吸引來滾滾錢流的時代很可能將一去不復返，中國也突然之間發生了令整個世界既詫異又震驚的“錢荒”。 “錢荒”的出現雖然並不表明中國真的已經陷入缺錢的窘境，中國畢竟還有超過三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而且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中國也開始享有一定的“鑄幣權”，但“錢荒”確實向中國和世界發出了一個明確信號：已經持續了30多年的這一波“經濟奇跡”很有可能將告終結。
對於正在大力宣傳“中國夢”、“強國夢”的中國決策者來說，這種終結來得太不是時候了。突然之間，中國決策者似乎又面臨了毛澤東當年在大躍進失敗後面臨的困境：要繼續延續經濟奇跡，只能涸澤而漁，而這樣做的結果很可能是整個航船的傾覆。與當年所不同的一點只是，現在的涸澤而漁是鼓動金融體系繼續吹大信貸泡沫，直至金融體系無法繼續承受壞賬的拖累而崩潰。
毛澤東當年在無法繼續創造經濟奇跡的情況下選擇了創造政治奇跡，以延續他的大國夢，現在的中國主政者面對50年一輪回的大變局，又將做何選擇呢？其選擇又將對中國乃至世界產生什麼影響呢？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本文作者劉罡是《華爾街日報》中文網編輯兼專欄撰稿人。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