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8日 星期三

台灣這八年來到底失去了什麼?

台灣這八年來到底失去了什麼?

2015-08-08 周鑫 澎湃新聞  原始網址

從2007年以來,我曾經五次訪問台灣。第一次去台灣時,我正在香港工作,很自然地以為台灣人應該和香港人差不多。但是,當我一踏上台灣的土地,就發現完全不是一回事。

首先,台灣人受過精緻的民主訓練,公民意識極強,毫不誇張地說,在華人世界裡屬第一。一次我採訪一個台灣的小學生,問他什麼是選舉,這個才十一歲的孩子的答案是:“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說老實話,這後面半句,在其他華人地區,即便是政治人物也不一定說得出來。就這一點,我覺得台灣對於民眾的政治訓練絶對是世界領先的。

第二,台灣是一個高度開放與包融的社會,最令我驚嘆的是,於我居住的台北喜來登酒店,正好可以見到前往“總統府”包圍陳水扁的人群,但是途經這一路線上班的人卻可準時抵達公司,不受干擾,彼此不同政治意見,可以在民間如此充分協調,當時我覺得不可思議,事實上日後看來也確實很了不起。

第三,台灣的公務員團隊素質極高,我一度認為香港的公務員素質不錯,但是當我在台灣體會了與台當局對外交往、宣傳、文化及台北市政府的官員打的交道之後,發現香港公務人員過於匠氣,而台灣的公務員團隊,則在嚴肅認真清廉之外,不乏高度的靈活性。

我當時供職的上海電視台(東方衛視),照理說是不能前往台灣進行採訪報導工作的,因為當時由台灣新聞主管部門批准的可赴台的大陸媒體,只限三四家大陸中央級媒體。但是,負責審批我赴台採訪一事的一位台灣駐港官員,在與我僅僅一次面談之後,即表示“周先生,我一定會讓你成行”。由於採訪任務緊張,他們來不及將我的證件送回香港,於是竟然安排一位負責外事的“新聞局”官員在台北桃園機場的出入境檢查站等我,待我抵達之後,將證件送出,供我通關。此事令我印象極深,要知道這時還是陳水扁在台上,兩岸關係還非常一般呢,這說明台灣的主管官員在彈性執法、辦事方面,完全不小家子氣,大氣開明!

隨後,2008年我又赴台採訪陳雲林;2009年新年之即,我又在台灣守候大陸一對熊貓在台北動物園安家。可以說,每一次都有風雨,示威、遊行、抗議或多或少都有,但台灣有關方面均可以處理得妥貼得當。一次我深入綠營包圍陳雲林用餐酒店人群採訪,身邊有不少人看到我手持的話筒,有認識的就說“這是大陸電視台的”,當時我還有一點緊張,但是,一個多小時的拍攝,我們不僅未受任何阻擋,相反當我告訴人們我採訪結束要前往台灣東森電視台傳片子時,人群居然立即讓出了一條道路,讓我們可以順利離開。我一邊離開,一邊激動地想,這片土地太有希望了!

但是不久之前,我再次訪問台灣,除了一絲心酸之外,總是湧在眼前一個詞:蕭條。不知道為什麼,我感覺台灣的人口在不斷減少,台北大型百貨公司裡的顧客比起八年前明顯稀鬆了起來,那些曾經塞滿人流的特色街道里,除了略顯突兀的大陸旅行團外,人也不多;到了台中、高雄就更是如此,熱鬧的只剩下那些高高飄揚的各種競選旗幟,而這也更顯示出了城市的冷清。根據台灣中研院的報告,台灣已經成了一個老年化加外流型的社會,並且還有非常突出的人口結構問題,男少女多就是一個特徵。我認識的台灣好朋友,大多是台灣社會的主流政治精英,他們均選擇了在台堅守,但是他們對於台灣經濟的前景,卻並不看好。一位台灣的經濟學家對我說,如果將台灣僅比作大陸的一個省級行政單位,GDP總量甚至不如大陸中部的河南省,被一直仰視台灣的福建省超過也很快了,台灣在經濟上不僅奇蹟不再,而且連常態都不見了。

他說的是實情,8年來,台灣經濟鮮有起色,基本上快落到了倒退的邊緣。根據2014年的統計數據,台灣的GDP與大陸的河北省差不多,居然落在河南之後,假設有一個排名的話,她只能在省級行政單位中,排到六七位的樣子。1990年時,台灣的GDP大約可以占到大陸的三分之一多,而到了2014年,台灣的GDP大約只有大陸的5%。但這也許還不是最嚴重的。

由於我長期在媒體工作,台灣的同行一直是我學習的榜樣、交流的對象,而這些年來,台灣的電視行業的製作質量,可以說已經徹底崩塌了。娛樂節目全線潰敗,像胡瓜、張非、小S、王偉忠等等等等人的名字,全成了回憶、或者成了廣告,因為他們的節目已經看不下去了。動不動上億級人民幣製作的大陸綜藝節目,已經全面超越了台灣當地電視台的製作水準。一位台灣電視台的總經理對我說,這已經不是今天趕不上的問題,而是永遠也不可能了。

出於研究台灣媒體的需要,我一直有收看台灣電視新聞的習慣,而現在台灣的電視新聞裡,理性的討論已經越來越少,情緒化的、過激的、極度民粹的、離奇的語言比比皆是,電視新聞製作人們似乎已經不在意把一件事說清楚,而只是在意把它說激動了。記得2003年時,《宋美齡》紀錄片的導演來滬交流,同為電視工作者的我們在看完一集節目之後,紛紛起立鼓掌致敬。而現在,在台灣的電視頻道上,已經見不到這樣的節目了。台灣同行告訴我,沒有辦法,收視壓力太大了。這一切,讓人感到經濟的肅殺正在讓文化凋零。

2014年,我去佛光山拜晤星雲大師,大師正在被反核人士圍剿,我問大師,是否太多地關注了政治,大師說人還是要講道理的啊。是啊,人是要講道理,但是台灣講道理的成本似乎被耗盡了。台灣的大企業基本都將生產中心、經營中心甚至金融業務都遷出了台灣,最近這些年連人才儲備也建在了台灣以外的地方。台灣的精英人才以往會在大陸的台資、外資企業工作,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已經在大陸的民營公司裡工作了許多年;以往在我喜愛的一個中天電視節目《台灣腳逛大陸》裡,台灣人在大陸的中西部省份工作的還不多。而現在,越來越多的台灣人也參加到了李克強總理提倡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熱潮當中。

過去還有一個有關台灣人在大陸的人口統計,而今這個統計已經沒有太大意義了。因為有很多台灣人即使沒有辦理太多證件和登記,他工作的重點也是大陸了。最有意思的是,2012年以來,大陸警方已經與台灣警方發動了多起聯手打擊台灣黑社會的行動,看來連他們的業務也要重心轉移了。最近大陸的股市大起大伏成了全球熱點,但反觀台灣股市,這似乎已經是個被淡忘的地方,已經很少聽到什麼台交所的新聞了。很多台灣人把這一切歸咎於馬英九及其政府,這可能是問題的一部分,但肯定不是問題的全部。

以經濟學的維度觀察台灣,台灣經濟在過去八年間,最大的問題在於開放性不足。兩岸三通實現之後,不管各方力量怎麼看、是不是願意,台灣已經被架上兩岸經濟一體化的快車道。照理說,台灣完全可以憑藉全球領先的社會保障體系、民主政治、人才優勢,在其中博得先機的。但是,事實卻非常無情。舉一個例子,2009年,我們採訪朱立倫時就曾經呼籲自由行,朱立倫雖然認為對,但當時沒有表態。這代表了台灣政治人物的一個矛盾心態,有關大陸的事,我不能先說,以免成為靶子。後來自由行成功。但以經濟動物的角度,自由行絶不單單是一個旅遊問題,它應該是一個資本項目開放,甚至是一個移民項目開放的問題。自由行之後,我們預計的應該是開放大陸民眾在台購買不動產,甚至開放移民。

台灣與香港不同,擁有巨大的吸引大陸資金和人才的潛力,可以說,假如台灣可以在2009年開放以上兩者的話,一則大陸民眾不會擠爆香港,二來台灣的地產乃至整個金融市場將被激活。台灣土地房屋私有化程度極高,民眾個人及相關行業均會從中受益,資金與人才的流動將會掉頭迴流台灣。但是,這種聲音在台灣很弱,而且一旦出現,皆被批倒批臭。回過頭來看大陸這一邊,三通之後,大陸對於台灣人居住、工作、旅行的限制幾乎為零,甚至由於大陸長期以來對於台灣人在內的海外華人的超國民待遇,台灣人在大陸工作,還可能在工資、職位上被高看一眼。不久前在反腐中落馬的南京市長季建就曾經說,自己在崑山工作時為台商端洗腳水。

與此同時,台灣企業也是哪裡有錢掙就去哪裡,我們看到2008年三通實現之後,不少台灣企業放棄台灣市場的行動更加徹底了。企業在出走,對台灣最有興趣的陸資又入門不得其法,接下就只能是人才的外流。這已經成了當今台灣社會的一個死局。但是在一個民主政體下,現在的馬英九及其政府是無力挽回的。而且,在主流民意不轉變的情況下,下一屆政府要改變這一切也非常困難。

蔣經國先生是我最尊敬的政治家,他啟動台灣經濟起飛的按鈕就是開放,從經濟開放,到政治開放,最終不惜放棄蔣家王朝乃至整個國民黨的在台統治。但是,就如阿倫特所言,民主政治亦有其陰暗面。任何力量均可以以民主為名,無需任何成本的煽動民粹,杯葛政府;這一方面是任何一個民主政府都要付出的代價,另一方面,也是台灣社會走向真正成熟民主社會真正的挑戰。眼下,台灣社會又將面臨一次新的選擇,無論誰將當選,前面的路都將充滿風險。但是,你們的風險不會有當年蔣經國先生的大,他既然有如此之大的勇氣將這一切交給你們,你們為何不能做出真正有擔當的選擇呢……

祝福台灣,天祐寶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