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1-24 作者/單偉建 華爾街日報 原文網址
從一個投資人的角度來看﹐臺灣這個市場很令人困惑。
在世界上幾乎任何一個相對發達的經濟體﹐政府的一個主要作用就是支持企業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因此美國人講什么是政治有句婦孺皆知的話：“傻瓜！就是經濟！”（It is the economy, stupid!）。意思是搞政治歸根結底就是要把經濟搞好。這是連傻子都懂得的道理。
臺灣人喜歡說民以食為天﹐也是說對於老百姓來講經濟是命根子。同理。
如何搞好經濟？政府要支援企業﹐幫助企業排憂解難﹐給企業以優惠﹐鼓勵他們多投資﹐幫助企業成長﹐制定并監督執行公平競爭的游戲規則﹐如此而已。在一個民主體制中﹐政府所掌握的資源有限﹐除了政策上的支持﹐公平監管﹐還能有多少作為？要想市場發揮作用﹐政府就應該少干預市場﹐所謂無為而無不為。
臺灣的經濟曾經歷過高速發展﹐傲居亞洲四小龍之首。在90年代之前﹐臺灣比韓國發達﹐到了1999年﹐臺灣的平均人均GDP仍然超過韓國30%。但進入21世紀﹐臺灣的經濟就開始一蹶不振﹐近年來更是步履蹣跚﹐每況愈下。到了2009年﹐韓國的人均GDP就超過了臺灣10%。到了去年年底﹐韓國的人均GDP已經是臺灣的1.25倍！
經濟的下滑﹐不是因為臺灣經濟的基礎不實、潛質不好﹐不是因為臺灣缺少精英﹐不是因為臺灣沒有世界一流的的企業﹐也不是臺灣沒有資本﹐更不是臺灣的老百姓不能干。究其所以﹐應該要檢討近年來臺灣政府對經濟和企業的政策。
譬如﹐過去20年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和市場的開放﹐對於臺灣應該是個巨大的機會。臺灣對於大陸市場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但大陸的市場卻被韓國占盡了先機。何以如此？臺灣政府的政策使然。
大概10年前﹐我在倫敦《金融時報》發表一篇文章﹐提到臺灣面臨兩個流失﹐一是資本的流失；二是人才的流失﹐都是政府的政策造成的。資本的流失是因為政策限制到大陸投資﹐但錢是沒有色彩、會自己找出路的﹐結果臺灣有超過一千億美元的資金跑到大陸。但由於臺灣的政策限制到大陸投資﹐所以出去的資金不敢回來﹐怕回來就出不去了。所以資金不回龍﹐在大陸的投資對臺灣經濟沒有多少好處﹐僅只惠及大陸經濟﹐對於臺灣只是資本流失。這是愚不可及的政策。
第二個流失是人才。當時的政府不批準和大陸的直航﹐雖然從臺北松山機場到上海﹐比香港到上海都要近﹐但香港沒有像臺灣有這么大量的人搬到上海居住。原因在於香港到上海很便捷﹐當天就可往返。但如果沒有直航﹐從臺灣通過香港、澳門再到上海去﹐時間和成本耗費非常大﹐所以臺灣的白領就搬到上海去了。那時就有百萬人之眾。後來有了直航﹐但為時已晚﹐臺灣產業空洞化已難招喚人才回流。
大陸過去三十年發展﹐很大程度上都得利於外資﹐包括技術、創新與資金等﹐對大陸經濟成長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臺灣企業對大陸的投資﹐對大陸經濟增長不僅是推波助瀾﹐在很多領域都是代表性的作用。從外資進入一個國家的程度﹐就知道這個國家是否具有成長的潛力﹐這是很重要的指標。
其實臺灣在技術與金融領域﹐都是有很大優勢的﹐完全有條件成為亞洲的技術和金融中心。而今天的臺灣在這些領域中﹐以至於整個經濟都被世界經濟、甚至是亞洲經濟邊緣化了。十年前﹐臺灣仍然是外資垂青的市場﹐而今天她幾乎消失在國際資本的視野之外。
原因在於臺灣的政府不支持企業﹐而且政策多變﹐言而無信﹐使臺灣市場成了一個高政治風險的市場。這就難怪外資裹足不前。
我曾經擔任美國新橋資本集團的執行合夥人。10多年前﹐我們在韓國收購和改造銀行很成功﹐看到臺灣的銀行體制存在和韓國的銀行相似的弊病﹐有很大的改善空間﹐所以對收購或投資臺灣銀行很有興趣。我們看中了一家經營不良、壞賬率很高的官辦的銀行﹐我就到臺北和財政部談判收購這家銀行。
談判的對象是當時的財政部長顏慶章﹐次長陳沖以及金管會銀行局長曾國烈。我的感覺是財政部從部長以下都很專業﹐也很能干﹐盡責盡力。我們談得很融洽也很接近﹐雖然最後沒有談成。
我當時看到臺灣銀行體制的問題是銀行過多。一個不過2千萬人的市場﹐竟然有50幾家銀行﹐多數沒有規模﹐銀行市場過於擁擠﹐而主導的都是官辦銀行。所以我問顏部長臺灣的銀行體制會不會逐步整合使之更有效率。他說會。我問他十年之後臺灣市場還會剩下幾家銀行。他說10家左右。如今超過十年了﹐臺灣的銀行數字基本沒有減少。外資銀行漸漸地對臺灣市場減少了興趣。而外資幾乎對臺灣的銀行完全喪失了信心。
我所率領的美國新橋投資集團在2007年投資臺新金控。我們投資了8億多美元﹐如果不是外資對臺灣投資的最大一筆﹐也是最大之一。我們當初投資是因為我們認為這個銀行非常有潛力。有兩個原因：
第一﹐我們寄希望於臺灣的政府更替。我們想新的政府一定會更為開放﹐而對於臺灣的銀行來講﹐最大的潛力來自於中國大陸。對大陸的開發一定有利於臺灣的銀行。我們在大陸投資并控制的一家銀行﹐投資額1.5億美元﹐最後回收25億美元﹐潛力之巨大﹐由此可見一斑。我們的判斷﹐大陸對於臺灣的銀行一定會持開放政策的。
第二﹐臺新金在我們投資的兩三年前﹐曾競標最終以超過競爭對手很高的溢價從政府手中收購了彰化銀行的主導權。財政部承諾支持臺新金整合彰化銀行。這正是符合若干年前顏慶章部長所言的臺灣銀行市場整合的方向。我們對於政府的承諾從來沒有產生過疑問﹐更何況財政部對臺新金的承諾是白紙黑字。如果整合成功﹐兩個銀行之間有很大的協同效應﹐可以減少經營成本﹐可以提高客服品質﹐因此也可以增加整體的效益和利潤。這個賬很好算。
意料不到的是後來政府居然可以言而無信。財政部非但不履行承諾﹐而且對於臺新主導彰化銀行一事百般摯肘﹐和臺新金明爭暗斗﹐非要奪回控制權。官與民斗﹐無處講理。
結果我們寄予希望的兩個條件都沒有實現。臺灣市場對於大陸基本封閉﹐大陸市場因此對臺灣銀行也是同等對待﹐所以臺灣的銀行對於大陸的市場只能望洋興嘆。而臺新金對於彰化銀行的計畫在政府的反對下也完全擱淺﹐對其一籌莫展﹐而且完全看不到前景。
臺灣金管會主任曾銘宗在年初的一個立法研討會上稱﹐目前的金融整合主寄望於民營并民營﹐公股并公股兩種﹐而泛公股銀行市場占有率已經高達53%以上。臺灣民間企業已經很有效率了﹐這是臺灣的優勢。但是臺灣政府現在居然要推金融公公并﹐即公股并公股﹐這豈是不太高明的政策﹐簡直是反市場的行為。由公股主導的銀行﹐除增加規模外﹐其余乏善可陳。政府此種作法實屬大開民營化的倒車﹐終使臺灣銀行業停滯不前。
任何企業﹐前景都來自於增長﹐公民并才讓公股行庫得以徹底轉型。以臺新金經營彰銀來說﹐彰銀在董事長、總經理都由臺新金指派的2004年至2007年﹐不良債權比(NPL)從2004年(股權競拍前)的7.7%大幅降到2007年的1.79%；ROA(資產回報率)從0.12%提升到0.64%；ROE(股東權益報酬率)從2.21%大增到10.35%；每位員工的報酬率也從28.4萬元提升到190.9萬元。2008年由官股指派總經理之後﹐ROA在一三年就降回0.5%；ROE僅有8.1%；每位員工的報酬率則降回164.3萬元。以上數字﹐足以凸現公民營企業的效率。
我們之所以看好臺新金﹐是因為它有規模、有市占率﹐以及可能增加規模的前景﹐最重要的是以為透過競標﹐臺新金已經可以購并彰銀。沒想到改朝換代後﹐政府翻臉不認人。
作為投資者﹐我們經過很多年的努力﹐最後很失望﹐只能選擇撤資﹐一走了之。
從外資眼光來看﹐臺灣政府完全沒有金融政策﹐到底臺灣要公營化﹐還是民營化?一個政策朝令夕改的政府﹐缺乏信賴保護及誠信原則的政府﹐如何搞的好經濟？如何讓企業發展？又如何可以吸引外資？
自掘根基﹐自傷手足﹐與民爭利﹐這樣的政府政策不是很愚蠢嗎？
（本文作者是太盟投資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