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19日 星期一

境外:全球化時代的最大黑箱

境外:全球化時代的最大黑箱

南方朔   中國時報 2007.03.19 

    最近,明基公司內線交易案成了台灣企業界最大的負面事件。其中最主要的部分,乃是該公司在合併西門子後虧損嚴重,於是在九十四年財報公布前,以個人內線交易的方式,出售保管的海外員工配股,價款匯入設在馬來西亞的紙上公司CREO,而後在股價大跌時,CREO再以外資身分匯入護盤 。

    因此,明基案和錢有沒有落入任何私人口袋並無關連,而是涉及內線交易、洗錢、背信等罪名的醜聞。此案最重要但卻普遍被人疏忽的是「境外」。


    其實,以「境外」為手段,用以保存財富,規避賦稅,或者加入全球理財市場,脫離政府不當法規政策之束縛,以及做為公司擴大利益甚至藉以掏空公司,圖利自己,這種行徑在台灣早已行之久矣 ,如果我們不健忘,去年的中信金插旗兆豐金,不就以設在香港的紙上公司「紅火」製造假交易而圖利於己?

另外,中信銀以兩個境外紙上公司「英屬維京群島科信資產管理公司」及「英屬開曼群島泰通資產管理公司」,不也同樣以假交易來處理不良資產,達到掏空公司,圖利於己之目的嗎?由中信金、中信銀、明基等公司治理上的重大弊案,我們已當警惕到,「境外」這個「資本處理工廠」,它在替台灣公司爭得許多自由空間的同時,它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如逃漏賦稅,公司詐欺造假,甚至掏空公司圖利於己等弊端已到了不容忽視的程度。二○○三年美國以恩隆案為首,引爆一系列公司醜聞,包括泰科、世界通訊等,每一家公司都涉及以「境外」為手段,偽造業績、拉抬股價、欺瞞政府與股民。這種型態的弊案如果不能妥謀對策,防微杜漸,更大的問題即難免隨時可能出現。「境外」這個全球化時代最大的黑箱,已成了每個政府,包括台灣在內最大的考驗。

    全球化時代,拔得頭籌的乃是「資本」這個自由度最大的範疇之全球化。由於跨國公司需要最大的自由空間來運作,加以全球也有七百廿萬超過百萬美元以上的富翁需要空間來為財富保值、牟利及規避賦稅,於是「境外金融中心」遂告大興,就正面效果而言,「境外」大興,跨國公司可以有更大自由度突破本國公司債的限制而得以籌得資金在全球擴張,全球最大通路商沃爾瑪百貨的快速竄升,即得利於「境外」。 「境外」是全球化時代繁榮的支柱之一。

當今全球管理的財富有百分之六到八在「境外」,總額達到五至七兆美元。它也是全球股市資金面的最大支柱。在主流的財經論述裡,把「境外」合理化,認為它是競爭力的屏障,是繁榮的保證,「境外」的存在足以阻遏政府以主權為理由的設限。台灣企業界為了突破赴大陸投資的限制,將公司變為「境外」,不就是企業自由度增加的例證?

    然而,「境外」固然擴大了資本的自由度,但「全球」與「國家主權」的衝突,「自由」與「責任」、「自由」與「紀律」、「自由」與「正義」等的矛盾,甚至資本流動性擴大後造成的風險增加,卻也都在最近一一表面化。
    就以最近這段期間新興股市的大幅震盪,「境外」的避險基金和共同基金,即扮演了主催的角色。資本在總量上增加,也更趨流動後,它那種非理性的表現甚或操控所造成的風險也告大增。它甚至還會造成一種政策的誤導,把股市繁榮等同於經濟繁榮,而在經濟與財政政策上,向「境外」屈服。近年來印度股市在「金磚四國論」哄抬下四年漲四倍,印度政府因而畏懼採取有利經濟基本面的措施,在最近的震盪下受傷嚴重,即是最好的教訓。

    再以「境外」造成的逃避賦稅為例,近年來的研究,全球各國因為公司及富人避稅,已造成二五五○億美元的財稅損失,單單美國即達七百億美元,法國約四百億歐元。「境外」的「稅務天堂」問題,近年來已成了國際及許多國家的主要爭論點,例如歐盟指控瑞士這個稅務天堂造成各國稅收嚴重損失,即已鬧成歐洲重大紛爭。美國國內賦稅署也對協助富人以「境外」方式避稅的會計公司展開法律制裁及要求發卡公司提供「境外」購物紀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也簽訂有關金融資訊交換的協議等。

「境外」對賦稅正義的傷害,乃是當公司及富人從國家主權上得到保護時,卻未盡到義務,而將賦稅重擔交給沒有能力在「境外」優游的中下層人民來背負。賦稅正義的失落所造成的民意反彈,乃是各國不得不在「境外」的賦稅問題上採取行動的原因。這種賦稅爭議近年來已日趨嚴重。例如英國為爭取富人,「境外」所得免稅,倫敦造成了新興富人之都,像肯辛頓這種好區,一戶三房高級公寓都賣到台幣一億五,房價高漲已激起英國中產及小富階級的公憤。荷蘭為爭取富人,對專利權及智產權收入免稅,也造成發達國家的一致譴責。

    而真正攸關至大的,乃是有了「境外」這個集祕密與複雜於一體的通路,它對各國的公司治理上等於鑿通了一條黑暗管道,公司可以在這個管道裡進行買空賣空,欺騙自己政府及投資者的假交易;可以將公有資產透過交易而變成私人資產。英屬開曼群島有六萬五千家公司註冊,英屬維京群島有七十萬家公司註冊,荷蘭在專利所得免稅後突增二萬多家紙上「信箱公司」。美國恩隆案等一系列弊案皆以「境外」為手段而展開。當然我們還不能疏忽了「九一一」發生後,才發現賓拉登其實是「境外」高手。他的金錢多半經由杜拜這個新興的「境外」而向全球擴散,當然更別說全球大約有五千億至一兆美元的黑道金錢經過「境外」而漂白了。而在此部分,台灣的「紅火」、「CREO」、「英屬維京群島科信資產管理公司」、「英屬開曼群島泰通資產管理公司」,可以說都是外國惡例的效尤。而除了這些浮現出來的例子外,我們不知道冰山之下還有多大一塊!

    近年來,「境外」在台灣日益蓬勃發展。台灣政治動盪,富人要用「境外」替財富預留後路;企業為了登陸,早已懂得運用「境外」這個通道;而有了祕密的通道,當然藉此而行不法也就有有更大的誘因。對此,只是精神喊話,指這種「企業家」是「欺業家」,其實是沒有用的。把「境外」問題搞清楚,或許才是政府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