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1-04 來源/華爾街日報 原文網址
美國曾經有一個非正式但卻是真正的統治階層，這個階層來自所謂的WASP權貴集團。該集團的成員一度掌控了政治、經濟和教育，但是他們現在已經風光不再了。在我看來，WASP統治階層(WASPocracy)喪失了信心，并由此失去了擔當領導的力量和興趣。我們現在沒有了統治階層，只有一個包含人稱精英團體在內的管理階層——差不多就是完全由知識界精英（在這個國家最有名望的學校接受教育的男男女女）組成的貴族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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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一詞的拉丁文 |
WASP是一個社會階層，所有非本階層出身的人都被拒之門外，只有那些通過婚姻嫁娶沖破障礙的人才可能成為例外。WASP的身份認證是依據家族血統，而家族血統——即恰如其分的出身——會自動讓人與恰當的教育機構產生關聯。耶魯(Yale)、普林斯頓(Princeton)和哈佛(Harvard)都是偉大的WASP大學，其后盾是喬特(Choate)、格羅頓(Groton)、安多佛(Andover)、埃克塞特(Exeter)及其它預科學校。WASP成員往往生活在高檔社區：紐約上城的中央公園(upper Park)和第五大道(Fifth Avenues)、費城的梅因萊恩(Main Line)區、波士頓的后灣區(Back Bay)、芝加哥的森林湖(Lake Forest)和溫內特卡(Winnetka)社區。
然而，WASP的生活方式主要在東部沿海地區可見。他們有自己的社交俱樂部，從事少量的選擇性投資和律師事務所業務，比如布朗兄弟哈里曼銀行(Brown Brothers Harriman)和蘇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Sullivan & Cromwell)。許多人的收入來源是他們繼承的資產，那些錢都用來進行了良好的投資。
WASP曾經在美國國務院(State Department)占據主導地位，在美國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也是如此，傳統上只有一個空余的席位留給一名風度翩翩的猶太法官。雖然很多出名的參議員——我想到了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和萊弗里特‧A‧索頓斯托爾(Leverett A. Saltonstall)這兩位來自馬薩諸塞州的議員——是WASP，但WASP在美國眾議院(House of Representatives)從來沒有占到過多數。登上了權利巔峰的WASP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對日常美國政治的不成熟表示不齒，他把國會中的交易行為稱為馬匹交易、腐敗行為、“民主的搔首弄姿”等等。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在他的一篇短篇小說中塑造了以亞當斯和他妻子克洛弗(Clover)為原型的人物，他們在籌劃一場社交晚會時說：“我們來點庸俗搞笑的東西吧——有請總統上場。”
WASP文化影響之大，以致一些在血統上并不算WASP的家庭也試圖效仿過WASP式的生活。信奉天主教的肯尼迪家族就是最顯著的例子。位于海恩尼斯港(Hyannis Port)的肯尼迪大院——帆船、衣裝、在寬闊綠草坪上玩的觸地式橄欖球——就是純粹在模仿WASP，全然效仿，只是真正的WASP都是身正行端的人，不會像老約瑟夫‧P‧肯尼迪(Joseph P. Kennedy Sr.)那樣從事不道德的商業交易或者像他和他的某幾個兒子一樣不負責任地拈花惹草。
肯尼迪家族千方百計仿效WASP的生活也許并不奇怪，因為在身受排斥的時候，愛爾蘭人可能比其他任何人更能感受到嫉妒WASP統治階層的刺痛。WASP文化的主要文學記錄者——比如說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或者約翰‧奧哈拉(John O'Hara)——都是愛爾蘭人。（菲茨杰拉德和奧哈拉都曾試圖按照WASP的模式去生活。）然而痛苦并不只是愛爾蘭人才有。今時今日，設計師拉夫‧勞倫(Ralph Lauren，原姓Lifshitz)設計服裝的靈感就是來自于他對WASP奢華生活的見解，那是一種有著充裕空間去花錢享樂的生活。
最近的一名WASP總統是喬治‧H‧W‧布什(George H.W. Bush)，但是有理由相信他對自己的WASP身份并不完全感到自豪。至少，他肯定沒有特別突出這個身份。在參加競選的時候，他千方百計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得克薩斯人，告訴世人他酷愛吃豬皮，喜歡聽橡樹嶺男孩(Oak Ridge Boys)的音樂。（他的兒子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盡管聲稱自己具有無可挑剔的WASP血統而且是到體面的學校念的書，但他在其他方面似乎已經完全脫離了WASP的色彩，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得克薩斯人，幸福地娶了一名十足的中產階級圖書管理員為妻。）
老布什認為不強調自己的WASP背景是具有戰略眼光的考慮，這是一個強烈信號，表明WASP在美國文化中的威望已經在下降。其它一些跡象很早就已經出現了。1960年代末期，洛克菲勒(Rockefeller)家族的一些繼承者公開承認他們對自己擁有的財富以及他們的祖輩獲得這些財富的手段感到愧疚。到了1970年代，嚴格限制生源的大學和預科學校開始放棄它們對天主教徒和猶太人由來已久的配額限制，減少自動錄取的傳統名額，用種族優惠政策鼓勵招收黑人。美國圣公會(Episcopal Church)作為一個主要的WASP機構，隨著它的神職人員把主要精力轉向左傾事業，其社會威望也逐漸喪失了。
把某種東西說成是精英已成為了一句罵人的話，而WASP在早期時代就喜歡把自己看成是精英。出身WASP不再會帶來快樂自豪，而是一種令人不快的事情（如果算不上有點丟臉的話）——WASP成員過去享受的特權現在看似很不公平，因而嚴重有辱名聲。過去有一則笑話，說一只蜜蜂問另一只蜜蜂為何要戴一頂圓頂小帽。第二只蜜蜂回答：“因為我不想讓任何人把我當成是WASP（wasp一詞也有“黃蜂”之意——譯注）。”
1960年代末期第一次嚴重削弱了身為無冕貴族和國家領導者的WASP的力量。對于那一代抗議者來說，WASP一詞產生的影響沒有此前一直作為宗教術語的Establishment（統治集團）一詞那么大。統治集團才是抗議者的敵人和靶子。人們認為是統治集團讓國家卷入了越南戰爭；統治集團限制自由、容忍不公平的社會分配，并對這樣的現狀還心滿意足；統治集團代表了美國文化中極端保守和普遍專制的一切東西。
長久以來，統治集團將自己置身于美國生活的敵人這樣的位置。在不同的時代，敵人名單上包括華爾街(Wall Street)、麥迪遜大街(Madison Avenue)和軍工聯合企業——全都是形象模糊的實體。然而統治集團的形象絲毫都不模糊。他們是活的、有生命的東西，他們擁有諸如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W‧埃夫里爾‧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麥喬治‧邦迪(McGeorge Bundy)、迪安‧臘斯克(Dean Rusk)、約瑟夫‧艾爾索普(Joseph Alsop)、C‧道格拉斯‧狄龍(C. Douglas Dillon)、喬治‧F‧凱南(George F. Kennan)以及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這樣的名字。WASP統治著這個國家，而對于不太喜歡這個國家或者說不太喜歡它的發展方向的那些人來說，WASP是一個能輕易識別出來的巨大敵人。
最后一位心安理得地住進了白宮的WASP是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而他因為傾向于改革美國社會而被很多人視為背叛了他的社會階層。他也很可能是最后一位住在那里的WASP。WASP文化盡管在私生活領域——鄉村俱樂部、社區、少數預科學校和律師事務所——依然存在，但它作為公共意義上的一種現象已經壽終正寢了。
對WASP統治集團的缺點，人們可以寫很多東西——而且已經寫了很多。作為一個階層，它非常排外，因此即使并不經常表現出赤裸裸的勢利，至少是能夠容忍社會偏見的存在的。由于觀念傳統，它往往對革新和社會變化毫無感覺。想象力在它欣賞的品質中排在很靠后的位置。
然而，WASP精英有其尊嚴和令人欽佩的社會責任感。在1990年出版的一本名為《WASP之路》(The Way of the Wasp)的書中，理查德‧布魯克海瑟(Richard Brookhiser)寫道，WASP的主要品質是“靠勤奮取得成功；慣常將勤奮當成自己的任務；具有將成功當成義務的公民意識，反對貪色縱欲的行為并對其加以約束；任何事情都要問及良心。”
在WASP獨霸政壇的時候，高層人士的腐敗、丑聞和無能不像現在這樣是公共生活的常見特征。在WASP的統治下，公共生活中彌漫著的是穩定、堅實、莊重和幾分嚴肅的氣氛。作為統治階層，今天新的精英領導層沒能表現出老一代WASP表現出來的那些良好品質。
精英政治被認為是由那些通過業績成就而非天生特權獲得成功的男男女女擔任領導的管理形式。法語La carriere ouverte aux les talents的意思是：有才華者前途無量。這正是拿破侖‧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所允諾的，也是任何精英政治體制理應提供的東西。
美國現在自以為實行的是精英政治體制，通過這個制度，最高職位都是向最有才華的人開放的，不管他們的血統或社會背景如何。當你想到我們的第42任總統比爾‧克林頓來自阿肯色州一個閉塞地方的破碎家庭，而我們的第44任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也來自一個破碎的家庭并且還代表了兩個人種的時候，這看上去似乎真的如此。領導茶黨運動的參議員特德‧克魯茲(Ted Cruz)是一名古巴流亡者的兒子。
美國的精英領導層起步于（也經常終止于）據認為是最好的學院和大學。在精英政治的登云梯上，最先考驗人勇氣的是要進入這些教育機構——在現在這種千軍萬馬爭先恐后搶奪錄取機會的大潮中絕非易事。然后，你當然還必須在這些地方表現優秀。在英國，曾經有一種說法是，滑鐵盧(Waterloo)和整個帝國都建立在伊頓公學(Eton)的操場上。如今美國的統治權似乎建立在美國教育考試服務中心(the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的辦公室里，它負責美國SAT考試的實施。
無論是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左翼還是右翼，今天美國公共生活中的領袖人物在校時學業都很優秀。克林頓的履歷上有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牛津大學(Oxford，作為羅茲學者(Rhodes scholar))和耶魯大學法學院(Yale Law School)；奧巴馬的履歷上有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和哈佛大學法學院(Harvard Law School)。他們的妻子分別上過韋爾斯利學院(Wellesley)和耶魯大學法學院、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和哈佛大學法學院。克魯茲曾就讀于普林斯頓大學，后來又上了哈佛大學法學院。他們個個都是選手——美國精英政治大賽場上豪客。他們的優勢想必應歸因于他們曾經是優秀的學生。
可是我們的精英領導層的這些優勢真的有含金量嗎？自1950年代以來出現的兩位最強勢的美國總統——哈里‧S‧杜魯門(Harry S. Truman)和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中，第一位根本就沒有上過大學，第二位上的是尤里卡學院(Eureka College)，該校隸屬于伊利諾伊州的基督教會（基督門徒教會((Disciples of Christ)）。認為杜魯門是普林斯頓學生、里根是耶魯學生的想法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他們的貶損。
除了要求智商高的數學和要求有特別天資的科學課程以外，正常的本科教育唯一讓人得到培養的是……更多的教育。換句話說，曾經是一名好學生不外乎意味著一個人善于學習：按要求進行了操練、學會了快速應對口頭和書面問題的技巧、弄明白了教授們想要的是什么并給了他們想要的東西。
不管學校的聲譽有多好——我們漸漸發現，大多數好學校主要是在名聲上很好——曾經是一名好學生并不表明一個人有做領導的素質或前途。一名好學生甚至可能是一個十足的追隨者，一個墨守成規的人，時刻準備著討好當權者，以便自己能夠接著進入下一個好學校，在精英政治的階梯上再上一級台階。
我們新的精英領導層未能展示的——也是老一代WASP引以為豪的東西——是將國家的利益放在自己利益之前的品格與能力。在光榮的行動中表現出品格是美國最后一位理直氣壯的WASP作家路易斯‧奧金克洛斯(Louis Auchincloss)小說故事中的核心思想。做正確的事情，尤其在面對其它選擇誘惑的時候做正確的事情，是對WASP最大的考驗。相比之下，我們的精英領導層中大部分人好像都是在為自己盤算。
信任、榮譽、品格：這些隨WASP文化影響的逝去而遠離美國公共生活的元素并沒有被精英政治領導們繼承下來。許多進入政界的精英人士因在選舉中落敗而離開公共生活時，還要繼續從事游說或其它特殊利益的宣傳活動。大學校長不再言及教育中的重大問題，而是把身心投入到籌措資金和公關活動上，期待著能繼續向前走，到下一所名氣更大的大學就任校長。
我認識的一名按照WASP標準長大成人的金融家不久前告訴我，他認為房地產次貸危機和接連不斷的對沖基金丑聞都是由那些和“貪婪的豬”（他的原話）沒多大區別的男男女女直接造成的，他們沒有表現出絲毫的優良品質，對于他們的選民或國家也沒有一丁點的關心。當然，他補充道，他們所有人都有從這個國家認定的最好的商學院獲得的碩士學位。
在精英政治的歷史上，迄今為止，那些認真的好學生看上去不過是在努力出人頭地、獲得成功、（最重要的是）得到屬于他們自己的東西。WASP的領導盡管可能會招致一些批評，但比精英政治領導層做得好。
WASP的鼎盛時期已經過去，它曾給予的那種領導方式不太可能卷土重來。如今回憶WASP充其量不過是提醒世人，隨后而來的精英政治沒有帶來多少明顯的進步。相反，那是一種倒退。
（作者的新書《文學教育及其它雜文》(A Literary Education and Other Essays)將于2014年春天由Axios Press出版社出版。）
Joseph Epste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