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三次結構性改革
2018-05-02 作者/陶冬 原文網址
習近平主席在博鰲論壇提出了四大改革開放新領域,接下來新任央行行長易綱提出11項金融開放新措施,其改革力度為近年所未見,贏得了海內外一片讚賞。
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至今,已經整整四十年了。
在這四十年,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場飛躍,從落後停滯的計劃經濟變身為全球舉足輕重的第二經濟體,在愈來愈多的領域內表現出強勁的活力。這個經濟奇蹟,是許多經濟、政治、人口與外部環境等因素共同作用所達成,全球化和人口紅利為其中兩個突出要素,但是兩次改革開放對中國經濟的突變起到了極其重要的催化作用。
第一次制度性變革來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由此走上了市場經濟的軌道,利益驅動下市場行為帶起經濟活力,奠定了中國經濟的第一輪飛躍。第二次制度性變革得益於加入WTO,中國經濟徹底融入全球經濟體系,成為世界加工廠,也帶來企業盈利、居民收入上的躍進。筆者認為,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制度變革紅利,乃是近四十年經濟奇蹟的第一要素。
改革開放新措施的提出時間,與中美貿易糾紛重合,細節上可能也受到國際政治因素的影響,不過筆者相信這次改革再出發是一盤大棋,其意義也遠遠超過在貿易糾紛上息事寧人。中國經濟正在面臨重大的轉型,產業需要升級,科技創新更臨近突破前夜;同時國際環境風雲突變,戰後建立起來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必須重構,全球化大趨勢也遭遇民粹主義和單邊主義的挑戰。
鄧小平時期的改革開放,聚焦點放在制度變革和市場化上,通過激勵機制的調整刺激企業個人的積極性,通過建立經濟特區積極引進海外資金、技術。以加入WTO為契機的第二次改革開放,聚焦點放在融入國際大市場,同時通過國企改革、銀行改革確立資源的市場分配機制。這兩次改革通過機制上的改變,釋放出了制度紅利,分別令中國經濟登上了一個新的台階。第一次改革為中國成為世界加工廠奠定了基礎,第二次改革將中國推上了世界第二把經濟交椅。
新的一輪改革,也是著眼於體制上的突破,由此提高經濟運作效率,尋求新的制度紅利。不過與前兩次相比,這次更聚焦於高端服務業。中國的製造業,在幾十年的全球市場摸爬滾打中,競爭力以世界標準看是強的,而且這種實力正在輻射到高端製造業和科技創新能力。與製造業相比,中國服務業的競爭能力以世界標準來看並不很強。這和服務業受到政策保護缺乏外資競爭有關係,也和大型國有企業的市場壟斷有關係。開放國門降低門檻,允許外資在同等條件下競爭,對於提高中國服務業的效率、還利於消費者是一件好事。
當然,這次開放清單中不少與金融業務有關。金融業牽一發動全身,如果處置失當可能對全社會帶來系統性風險,所以監管如何適應新的市場環境和業界變化,成為一個迫切需要跟進的課題。值得指出的是,中國開放金融業打破現有的壟斷是好事,外資進入後也有必要防範新的壟斷(無論在行業還是在產品上)。
這次改革在保護知識產權上有突出的表述和承諾。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在保護知識產權上卻仍有許多路要走。有人把承諾保護知識產權和美國的壓力連在一起,其實這是中國經濟走到這個階段的必須。經濟正在迅速攀升產業鏈,科技含量大幅提高,科技創新的發展一日千里,中國在不少領域所獲得的專利數量已經超過美國了,這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也是未來立足於世界之林的底氣。沒有知識產權的保護,企業的科技投入便難成規模,科技成果便得不到應有的回報,筆者看來這是涉及國本、國運的重大制度性安排,也是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後水到渠成的政策轉變。
對於改革再出發,筆者舉雙手贊成。不過也必須看到,這次推出的許多政策措施,其實都不是第一次提出,部分甚至在2001年底加入WTO的協議清單中就已經出現過了。改革不在於講什麼,而在於做什麼、怎麼做。推進改革勢必觸及既得利益,決策層既需要有極大的政治勇氣去貫徹執行,也需要有政治智慧將利益、機制與目標撮合到一起,更需要在國內外困難多變的環境下不忘初心,勇往直前。
當今世界普遍面臨著過去的秩序、機制出現了問題,需要通過改革重構新的秩序。全球金融危機在提醒我們,極端政治勢力冒起也在提醒我們,這個世界需要“change”,需要改革。一批又一批的政客在改革的旗號下上台,但是真正的改革措施並不多,成功的更少,雷聲大雨點小是普遍現象。誰能在改革上邁出堅實的步伐,誰就在未來的世界中撲捉到先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