購書網址：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說來慚愧，知道鄭念還是近幾年，而讀《上海生死劫》是前些天的事。拿到書時，原本以為不會很快閲讀，沒想到當天加完班，晚上回去一直讀到凌晨三四點，一口氣讀完，並且失眠了。
關於鄭念，網上已有很多相關文章和報導，無不冠以“一代名媛”或是“真正的貴族”之譽。沒讀書之前，對這些詞還有點牴觸，畢竟現在說到名媛或是貴族，有多少真的當得起呢?讀完書卻覺得，如果像鄭念這樣的女性還不算，那又有誰能夠算?第二天一邊渾渾噩噩，一邊下定決心一定要做一期微信。應該還有不少讀者朋友不知道鄭念吧，那就為他們做也好。
我還記得，七三至七七年間，我時常看到那位叫作姚念媛(鄭念)的“無名氏”，獨自出入於弄堂，風姿綽約，衣著華貴。她的孤寂而高傲的表情，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朱大可
""一位真正的貴族不在他生來就是個貴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著貴族的風采和尊嚴""
鄭念女士，原名姚念媛，原籍湖北，1915年出生於北京，父親為留日海歸，在北洋政府任高官。鄭念先後在天津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學受教育，後赴倫敦留學獲碩士學位。丈夫鄭康祺原籍濟南，為留英博士，雙雙學成回國後，丈夫出任民國時期駐澳大利亞外交官。
上海一解放，鄭康祺博士就受聘任市政府外交顧問，不久出任英資殻牌石油公司(即亞細亞石油公司，此為唯一與紅色中國保留貿易關係的西方公司)上海辦事處總經理。1957年鄭康祺博士去世，英方以甘詞厚幣懇請鄭念擔任總經理助理直至1966年殻牌結束在中國的業務。“鄭念”這個筆名就是為紀念1957年去世的亡夫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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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念（右）和独生女儿郑梅平（左），文革期间郑梅平遭红卫兵活活打死。 |
直至去美國後，她幾乎所有的衣服，都是量了尺寸寄回上海請她相熟的上海裁縫做，再託人從上海帶去。1980年她離開上海前夕，婉拒了上海博物館收購她收藏的極其珍貴的文物的要求，而是按她“文革”前已立下的遺囑，將文物無償捐獻給上海博物館。她的青春、她的事業、她滿腔的中華熱血、她對未來的殷切期望都無私地獻給她生活了37年的這座城市。她為書起名《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是因為她早已認定自己的生命已與上海結成一段血緣共同體。
1980年她的痛別上海，令她心中從此裂開一個很深的創口，永不會封口。她已預知不會再回來了，當時是因為特定的歷史條件，後來是因為年事已高，經不起長途飛行的折騰。
“文革”中鄭念身陷囹圄，長時雙手被反銬在背後以至勒得血肉模糊，令她每一次如廁後欲拉上褲側的拉鏈都痛如刀割，她寧願忍受這鑽心的疼痛也不願敞開褲鏈以至有可能閃露出裡面的內褲在牢獄中受盡非人的折磨，有人好心勸她放聲嚎哭來引起惡勢力發善心，她堅決不從：“我實在不知道該如何才可以發出那種嚎哭的聲音，這實在太不文明了”
老友Y君(與鄭念的獨生女兒梅平青梅竹馬)，記得最後一次見到梅平，是在上影廠門房裡，雖然母親被關押家產查抄，但畢竟青春總會給人希望。那時梅平手裡拿著一杯水靈靈的嫣紅的草莓，邊吃邊與人聊天，神情還可以。看這樣子不象數日後會從體委大樓跳樓自殺，因此Y君從來不相信梅平是自殺的定案。她告訴Y君，家裡錢財全部抄光(當時她仍是電影學校學生，沒有收入)，但她知道在香港匯豐銀行還有戶頭，問Y君如何可以與銀行聯繫，匯點錢來。這個生於海外，在暖房長大的漂亮女孩子就是這樣不設防，Y君立時制止她：“你銅鈿沒有我幫你，但一定不可以擅自與香港聯繫”
上海電視台翻譯周靈女士告訴我，“文革”打砸搶高峰時，鄭梅平在朋友都本珍陪同下曾擅自來敲周靈家門。其實她們素不相識，只是看到周靈家門口貼的大字報──周靈是在俄羅斯基輔出生，父親是民國時代駐蘇大使，母親曾任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俄語教師。“文革”中母親被關押，天真的梅平因此認定，“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就找上門來：“我一個人實在太害怕了，我們兩人住在一起作伴好嗎?”
周靈畢竟成熟多了，雖然“同是天涯淪落人”，只好硬著心腸回絶了她。由此可見，梅平當時是多麼無助!事後周靈多次自責，如果當時將鄭梅平“收留”下來，大家互相有個伴，或者梅平就可以逃過一劫吧?誰知道呢?在那人妖顛倒的時段，任何推測忖度都無濟於事!
──節選自《程乃珊：追憶一代名媛鄭念女士》
(2)
我(鄭念)為什麼沒有馬上申請去香港呢?就是因為我女兒。她當時在文藝小分隊，到山東演出，她是不願意出國的。好幾次我到外國去，我都問她願意不願意跟我出去看一看。她總說：“我不要。”因為她是共青團員，是很相信政府的，很積極的。她說我不要出國。儘管她已經大了，但畢竟沒有結婚，沒有固定的男朋友。我想如果我走了，留下她一個二十二、三歲的年輕姑娘，我總是不放心。所以我想要等她回來，和她商量商量。我也想，要麼我就不作了。那時我只有五十歲，好像還可以做點事。所以，我就沒有申請馬上去香港。結果，文化大革命五月就開始了，這樣一來，我就不能申請去香港了。
文革抄家，由於她是自己有工作、又是共青團員。她還住在她自己的房間裡，但是不准我們倆說話。紅衛兵看著我，我的床都被他們搬走了，我就睡在地板上。我可以看到她回來，但是我們不能說話。隨著運動發展越來越厲害，後來她的房間也被抄了，東西都被拿走，她也不能回家了。梅平被關到牛棚裡，我非常惦記她，當時還可以讓傭人給她送被子、換洗的衣服等等。到了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號，他們把我關到監獄裡，我就不知道她後來的事情了。等我出了監獄才知道她死了。我在監獄裡被關了六年半，在單人牢房裡。
在這以前，我在監獄裡就感到梅平出事了。是什麼原因呢?你知道，我在監獄裡六年半，我的衣服都已經爛掉了，棉襖的棉花都到邊上去了。後背和前胸只剩下兩層布了，睡的棉被棉花胎已經爛掉了。冬天快到時，我想我又會得肺炎，因為我已經得了兩次肺炎了。年年冬天就是咳嗽、傷風不斷，衣服也不能保暖。多年來又缺乏營養。我就提出來要求政府用我的錢(那時我的錢都被政府掌握著)，買些衣服，免得我再生病(到我出獄時，我的體重只有八十幾磅了)。
有一天，監室的門一開，給我扔進來一個被包。我把被包打開一看，裡面有個棉被、一件棉襖。這棉襖是我女兒的，棉被也是她的。這棉襖我仔細一看，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年剛新做的。嗯?穿了六年半怎麼還跟新的一樣?裏子上也沒什麼髒的地方，不像是穿過很久的。我仔細再看，給我扔進來的東西里面，有一塊毛巾。這毛巾正是文化革命開始時，我女兒用的洗臉毛巾。她很喜歡這條毛巾。怎麼這孩子一條毛巾，可以用六年，還跟新的似的?再看，還有一個搪瓷的漱口杯，裡面都是乾的茶漬。當然，年輕人用它既喝茶，又漱口是可能的，但是，裡面有茶，干在裡面了，這不可能，它應該是洗乾淨後再帶進來。
我當時就想，這孩子出事了。要不然這衣裳，她只有這麼一件棉襖，怎麼可能是這樣?我最難過、最激動的時刻，就是看到這些東西。我就問那個管理人員。我一喊“報告!”他就來了。我跟他說：“這些東西都是我女兒的。”他說：“你不是要被子嗎?要衣服嗎?給你拿來了。”我說：“這些都是我女兒的。你們把她的衣服給我，我女兒她自己穿什麼?”“她是工作人員，她有錢，就不能買新的嗎?”我說：“這是我給她做的棉襖，她還沒穿壞，就去買新的了?這不可能。”我說：“你得告訴我，我女兒怎麼了。”“她好好的嘛，你問什麼。”我說：“那你叫她給我寫一個字條。”“不成!不許你們通信。”
當我出了監獄的大門，遠遠的有一輛出租汽車，站在汽車旁邊的不是梅平，而是我的乾女兒。我的乾女兒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後來分配工作到貴陽。她人矮矮的，而梅平跟我一樣高。我一看就知道不是梅平。我的疑點就對上了。我就覺得我的孩子已經沒有了。我想，一家人有血統關係，有時候，你就會有一種直覺：事情不對。她是死掉了。但是，我還希望，我是錯了。我在汽車上就問我的乾女兒：“梅平怎麼沒有來接我?”她就拉著我的手，說：“到房間裡，我們再談。”我想，當著出租汽車司機也是不方便。等開到一座房子，是政府派我去住的。我的乾女兒就對我說：“梅平自殺了。”
那時候，在上海跳樓的、自殺的人多得很。但是，我總覺得事情不對。第二天，上海電影製片廠的代表也來了，告訴我，通知我：“梅平自殺了。”這當然是官方的說法。我的書裡都寫了，我是怎樣調查的。真正知道她是怎麼死的，是在毛澤東死了以後。我平反了，別人才敢來告訴我。
他們說，我女兒是從九層樓，在南京路，跳下來自殺的。但是，後來我知道這不是事實。是怎麼回事呢?當時，過路的人把她的屍體送到醫院，值班醫生正好是她中學的同班同學，以後讀了醫學院。他一看是鄭梅平，而且渾身是傷，跳樓自殺的人不會有傷。她是被他們打死的。
──鄭念晚年接受採訪
(3)
分享《上海生死劫》，不是因為“文革”，而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在這樣的歲月和遭遇中，一個女性，如何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讓自己堅強地活著。
當紅衛兵抄家的時候，鄭念被關在廚房，她依然能夠氣定神閒地喝著咖啡，為麵包塗上牛油，當一個年輕的紅衛兵批判她到英國求學的時候，她平靜地告訴對方，馬克思就是外國人，而正是在英國，她讀完了《共產黨宣言》。當紅衛兵要把她珍藏的古董砸爛的時候，她機智地阻止了他們，而當她後來拿回這些古董，她毫不猶豫地捐給了上海博物館。
鄭念很機警，也因為這樣，每次周邊監視她、希望能夠拿到證據證明她反政府的人總是會很失望，但是她也充滿了愛心，她幫助殘疾的女生補習英文，希望這個被社會遺忘的女孩，能夠憑藉自己的一技之長，找到謀生的機會，而為她工作的傭人對她忠心耿耿，因為在他們的眼中，她是一個尊重自己勞動的好人。
即便在最艱難的時候，鄭念捍衛自己的尊嚴，她從來不因為傷痛而哭，去謀求看守們的同情，因為她的教養告訴她，這是不禮貌的。天冷了，她固執地要等自己的衣物被送來，而不穿看守借來的別的囚犯的衣物，因為她覺得，這是維護她最後一點尊嚴的方法。
她誠實地對待自己還有別人，聰明的她總是能夠很快地識破對方，要利用她去加害別人的用心。她不會承認強加的罪名，她的反駁總是有理有據，儘管對方惱羞成怒並不想聽，她還是要說。她很較真，因為她在乎是非，儘管這樣的個性，在中國並沒有為她帶來太多的好處，就連她的弟弟，也責怪她居然沒有從“文革”的教訓中學到什麼東西，因為她的弟弟已經相信，面對一個政權，不需要爭論，因為爭論不過的，所以承認對方所羅列的罪名，是最好的方法。但是她並不是不會妥協的人，只不過比別人多了一條底線，也因為這條底線，她贏得不少人的尊重，包括幾個負責看守和監視她的人。
節選自《閭丘露薇：我也想有這樣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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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真正的名媛：鄭念
原文網址
鄭念1915年1月生在北京。中學就讀於天津南開中學。大學讀北平燕京大學。然後到英國留學于英國政治經濟學院，后獲該校碩士學位。在英國，鄭念遇到其後來的丈夫，也是中國的留學生，在念研究生，比鄭念大五歲。他們就在英國結婚。1935年她丈夫取得博士學位，1939他們回國的時候，抗日戰爭開始了，他們不能夠回家了，因為他們的家都在北方：其丈夫是山東人，他媽媽在濟南。所以他們就直接到了重慶。她丈夫在外交部供職，後來被派到澳大利亞任國民政府外交部派駐澳大利亞官員，在澳大利亞呆了七年。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他們回到上海，那時候他們的孩子六歲。她丈夫是國民政府外交部上海辦事處的主任。49年後曾任上海市政府的外交顧問。後來他離開政府成為英國殼牌石油公司（Shell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上海辦事處的總經理，直到1957年死於癌症。
鄭念1957年到1966年在英國殼牌石油公司任職，1966年到1973年被關押在上海看守所，1980年9月27日取道香港后至加拿大，後定居美國，並終老於此。
鄭念的獨生女兒鄭梅萍死於文革迫害。妹妹姚念貽曾任上海電影譯制廠配音演員。
鄭念對文革的個人敘述《上海生與死》出版於1987年。出版后即成為英語世界暢銷書。好評如潮，連後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約翰•庫切都忍不住在《紐約時報》上寫書評，推薦這本書。使作家約翰•庫切感到驚異的是本書主人公的勇氣，他評價為，「在人的水平上，她的回憶錄的最偉大的可貴之處，在於她對自己抵抗心理和身體的壓力記錄。這種壓力可能使大多數人崩潰，而她的抵抗加續到一個重要無比的時刻，在那刻，她手帶拷鐐，牙齦潰爛，體內不停地大出血，被疑是子宮癌，在這個時刻，她被通知說，由於無產階級的偉大力量，她被釋放了，可以回去重過以往的日子了。她拒絕了自由：她寧願待在獄里，她說，直到這個政權向她道歉，並在北京和上海的報紙上公開。她拒絕屈服，直到她被強扭著扔到街頭上去。」 庫切稱讚這是一本「信息多，充滿了勇氣的，吸引人的書。」
鄭念的身世在中國的背景下有些不同尋常。她是一個中產階級職業女性。年青時代，她留學英國，並在那裡遇到後來的丈夫。他們一起在一個激進的左翼的社會主義學院里學經濟學。學成回國后，丈夫工作，她相夫教子，過著中產階級平靜的日子。她的丈夫曾為民國政府的外交部工作，1949年，選擇留在中國大陸，期待能為建設中國出力。可惜，他並未得到政府特殊重用，受聘于英國殼牌石油公司駐中國辦公室。殼牌公司是當時唯一留在紅色中國的外國石油公司。紅色中國需要外國的石油，需要鄭念丈夫這樣既受英國人信任，也沒有那麼多政治背景的人工作。在這種幸運之中，鄭念一家的生活方式成為新中國危石之下僅存的幾個完卵之一，繼續維持過去的中產階級生活。更幸運的是，1957年他因病去逝，免去了後來政治運動的災難。可是，他的妻女將為他選擇留在中國付出代價。
鄭念在丈夫去逝后以助手的身份接替了丈夫的工作，協助殼牌石油公司工作。原因是殼牌公司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無法從中國人中任命主管，派來的英國人主管不會中文，因此，鄭念便被派作協助工作。作為一個三十年代末留學的受過教育的女性，鄭念顯然十分勝任工作。她的工資是由殼牌公司發的。在那個時代，她也許是當時中國最富有的職業婦女之一。她可以經常出國，來往于香港、英國和中國之間，她有很多機會把女兒送出去，但女兒受到中共紅色教育後不想出國。女兒漂亮，被選作上海電影製片廠的演員。她們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在自己的房子里，保留著中國富裕階級的生活方式。
1966年8月初，已經不再為殼牌石油公司工作的鄭念被揪到批鬥會場，觀看殼牌石油公司原總會計的批鬥會。那時，殼牌公司已經停止與中國的貿易。中共在生產了自己的石油后，決定斷絕與外國的石油生意。鄭念已賦閑在家。一兩個星期後，文革的衝擊波到了她家。她被抄家，不久又被關進上海第一看管所，等待審判。
在名不正言不順的監獄里，她待了六年，經受了無數的折磨，精神的，肉體的，但是她相信自己的無辜，發憤要與關押她的人鬥爭到底。這六年裡，她與女兒毫無聯繫，1972年出獄后才得知女兒早已死了。據說是自殺，雖然鄭念不相信她的女兒，那麼熱愛生活，與自己相依為命的女兒會在不知道母親生死的狀態之前自殺。
鄭念堅信女兒是被謀殺的。可是沒有人願意認真調查此事。1980年秋，在經過多年的周密計劃之後，鄭念終於得以離開中國，前往香港。殼牌公司又為她買了頭等艙機票，她飛往加拿大，與妹妹會面，後來又移民美國，終於在首都華盛頓定居。
中國的中產階級在紅色政權當政后就不斷被批判和改造。除了那些享受共產政府特殊待遇的人，大部分的人經濟地位都一落千丈。鄭念是極為少有的以自己的能力，因為外國公司工作而維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人之一。這種生活方式，不害人，不害己，沒有任何可責備之處。但是，在一個瘋狂地反對、害怕外國的紅色政權的通知下，任何與外國有聯繫的人都被看作是要破壞偉大紅色政權的裡通外國的間諜，更何況是為一個外國公司工作的職業婦女了。僅僅因為此，僅僅因為為外國公司工作過，鄭念就被認定有罪，被投入監獄。導致家破人亡。一個國家的對外心態也反應其對內心態。高度不信任外國人，以為外國人都是敵人的這種心態，其實也是對內毫不信任的結果，也是對自己毫不信任的結果。這種時時刻刻擔驚受怕地以為外國人要把自己毀滅，內部人想推翻自己的神經質狀態，導致的是紅色中國一次比一次瘋狂的政治運動，結果是一次比一次更慘烈的對普通人生活的破壞，對人性的毀滅。
看透了這一點，1980年9月20日，細雨蒙蒙之中，鄭念離開了上海的碼頭，前往香港，告別了已經生活了65年的故鄉。她多少次曾從這裏上船，來往與上海和香港之間，此次，卻是永別。是的，是她接受丈夫的請求，1949年帶著唯一的孩子梅萍從香港回到上海的。但是唯一的孩子在23歲的花樣年華死於文革。在離開之刻，她百感交集：內疚、傷心、決絕：「畢竟，老人先逝，年輕人繼續生活是自然的法律啊，而不是反過來。我覺得悲傷。我在永遠地離開我出生的國家。決絕如此最後，幾乎使人碎裂。只有上蒼才知道我是何等努力地忠實於我的祖國，但是我失敗了，徹底失敗了，卻並不是由於我之錯」。
這是誰之錯？鄭念在書中明確地指出，這是一個政治團體的集體責任。
書中對紅色中國的政治、政府、監獄、街道委員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細節描述，為世界讀者提供了一副生動的紅色中國多層次生活的畫面。只有在分析文革時，特別是她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投入監獄的理由時，鄭念實在是為那些製造她個人生活悲劇人找不出更多的理由，因為完全沒有任何理由，鄭念的分析則有些囿於她寫作的時代背景之內。她把這場政治災難看成是黨內的派系鬥爭。今日讀來，這個局限性顯而易見。但是，鄭念的這個局限，並沒有妨礙她對紅色中國做極為準確的觀察和描述。她對共產制度的描述，至今仍極為有意義。細讀此書，鄭念的描述，可以把她置於中國最出色的觀察家之一。
本書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這種細節生動的描述和從一個自由知識分子角度對這個國家種種機制的分析。這本厚厚的書充滿了生動準確的細節，把生活的生態展現給讀者。
同時，作為一個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她也時時刻刻都在對這個異己的國家進行觀察，分析。從文革的開始到她離開，雖然她被時代裹挾，衝擊，擊碎，但是她從來沒有喪失過獨立思考的能力。這種獨立思考，是她的教育和思想背景和生活經驗的結果。
本質上，她是一個自由知識分子；三四十年代，她一定是一個左傾知識分子。在書中談到她年青時學習的費邊主義思想。費邊主義的社會主義經濟組織結構對這個以經濟學為專業的人不可能沒提供理想主義的藍圖。現實當然使她失望，使她對專制政權的本質有了新的認識。對人民和政府之間的關係，鄭念寫到，「由於政府是中國人民命運的唯一的仲裁者，他們對政府代理人的每一個微小的舉動都極為敏感，把這些舉動解釋成自己在權威眼裡地位的標誌。」對文化革命，她這樣總結的到，「我認為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可以更確切地命名為文化取消(Cultural Annihilation)。」 書中這些簡短的似乎名言一樣一針見血的句子比比皆是，反映出作者對這個制度的深思慮熟的所做出的結論。
本書對文革的記錄尤如史實，讀起來好像在讀一部文化革命史。鄭念在記錄史實的時候，既詳細地記錄了這些政治事件，也仔細地記錄了這些事件怎樣影響到她個人，並力圖分析這種個人和政治事件之間的關係。這使這本書有種個人編年史的性質。這本書也以編年的方式寫下來的，從文革開始，到抄家，到軟禁，到被捕入獄，上海的一月革命和軍管，黨內鬥爭和她在監獄中的經歷，直到釋放回家，尼克鬆訪華和她最終獲得離開許可，發展的順序與時間順序同步，對那些對文革所知不多的人來說，這本書可以是一本文革史，特別是上海文革史，雖然是通過個人經歷來展現的。
鄭念個人的勇氣浮現在書的字裡行間之中。這種個人的勇氣是以個人的抵抗的方式表達的。在本書初始，鄭念試圖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這種努力本身，就是對強制性的一律化生活方式的抵抗。抄家的時候，紅衛兵要砸那些她多年收集的瓷器，她以機智保護了大多數的收藏品，抵抗對中國文化品的徹底毀壞。在監獄里，她抵抗當局對她的種種精神迫害和身體折磨，她以極大的勇氣，堅持不發瘋，不毀掉自己，保持自己的頭腦，保持自己的身體。出獄的時候，她骨瘦如柴，體重不足80磅。在獄中她正值更年期，後來身體常常出血，當局以為她得了癌症，最後才放她出獄。一個人和一個強大無比的制度較量，需要的勇氣也許不言自明。這種個人信念和道德堅持的勇氣，對高壓政治的抵抗，使她從沒有背叛自己的良心。而她的弟弟，卻在高壓下，背叛了她。
鄭念是一個聰明的女性。書中的很多篇幅是她和監獄內的當局鬥智的較量，在幾乎不可能的情況下，在力量根本懸殊的獄中，她的機智聰明使她成為兩者之間的精神勝利者。她的不妥協和對時局的分析，居然贏得了一些看守的尊敬。她這個六年沒出過監獄門的人，僅憑文革時期的報紙，就敏感地分析出局勢的變化，並依此作為自己抗爭的論據。
《上海生與死》從一個人的角度描繪文革給她個人和這個國家帶來的災難。這種回憶錄，我們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有人曾說鄭念是為討好西方人而寫這樣控訴文革災難的書的。這種論點完全站不住腳。在這些人看來，即使你受了苦，也不要控訴。持這種論點的人自己對中國遭受的苦難是瞎子聾子啞巴，也不想讓別人看和說話，更不想讓一個可以對世界說話的人說話。表面上是家醜不可外揚，實際上是還是無緣無故恐懼外部世界，仇恨外部世界，自我也毫無信任的老套。而且「討好」兩字，其實是反應了說這些話的人本身的潛意識的下等人「討好」心態。鄭念以個人的勇氣，讓世界知道文革的真象，這種書，越多越好。
一個對自己歷史有健忘症人，根本不了解自己誰是誰。一個對歷史有健忘症的民族，也無法理解自己和想像自己的未來。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紀中國悲劇的集大成。我們對那段歷史，不僅僅要弄清史料和很多事件的來龍去脈，還要對這場「革命」進行多角度的考察和分析。為了將來這種悲劇不再重演，我們需要更多的鄭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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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後記：2017-09-08
鄭念女士的遭遇，我每每讀起都會感到心痛。我也常常用她的遭遇來提醒自己：『妳要為妳的選擇付出代價』
凡事都有代價，鄭念因為丈夫對中國情勢錯誤的判斷與愚忠，唯一的女兒23歲時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打死、鄭念自己被關進慘不人道的監獄六年半。
鄭念女士的丈夫鄭康祺1957年幸運的因病逝世，免於之後的政治災難。「但是他的妻女將為他選擇留在中國付出代價」。
無知、無知、無知，趕快理解『財閥盜國』『狡兔三窟』，是為了不要成為「鄭念」的例子~。
台灣未來20年不大會有禍害戰事，習近平十九大之後，也沒空理台灣。但【無知】在未來，會讓只能生活在台灣的人付出相對的代價。2045年，再28年。
◎2045年，為『中國目標2025』的驗收年。
中國國務院2016/05/19正式印發【中國製造2025】
2015、2025、2035、2045
著眼於未來2023-2045
/Li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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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13 文
中國於2019/12爆發了【武漢肺炎疫情COVID-19】，未來中國的情勢將重新改寫，中國製造2025的計劃已有變，後續再陸續發表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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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度母菩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