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8-18 來源/華爾街日報 原文網址
在中國古代，即使各代皇帝竭盡全力閉關鎖國，中國人也敢於走出國門，去尋找知識、財富和進行探險活動。清朝統治者曾認為，那些離開大清國的人一定是罪犯或者叛國者，還曾下令整個中國南部沿海的居民至少要內遷10英裡（約16公裡）。
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阻止中國人出國的渴望。帆船借著季風將中國商人送到了馬尼拉，他們用絲綢和瓷器換回銀元。在19世紀，輪船將中國的“苦力”運送至歐洲帝國的礦山和種植園。
今天，中國的國門已經開放。幾乎任何人都可以擁有護照。中國人如潮水般湧出國門：去年，中國公民出境總人數逾一億人次。
其中大部分是將返回中國的遊客。但出國的學生和富人數量在快速增長，他們中的許多人將永遠離開中國。上海研究公司胡潤百富(Hurun Report)的調查顯示，64%的中國富人已經移民或者正打算移民；富人的定義是擁有超過160萬美元的資產。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最聰明的人和精英階層出國留學和工作已不是什麼新鮮事。畢竟，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就是由留學歐洲的知識分子領導的。新鮮的是，在中國蒸蒸日上之際，這些中國人正計劃離開中國。在目睹中國這個新興超級大國的上升軌跡的同時，越來越多的中國精英們還是認為，出國發展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中國人的出國決定常常是壓力和引力兩者共同作用的結果。精英階層發現，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澳大利亞黃金海岸等地可以以低得驚人的價格享受舒適的生活。然而相比之下，在國內不管花多少錢，你都仍然無法逃離城市社會的諸多問題，比如環境污染、食品安全以及破敗的教育體系等等。與此同時，習近平的政治新時代雖然帶來了一定的希望，但也產生不少的焦慮。
大規模人口外流的另一個方面還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無論他們的動機如何、去往何方，他們依舊要被籠罩在中國列寧主義體制的陰影之下。中國國務院設有一個僑務辦公室，確保即便遠離故土，這些人的愛國情懷也不會被磨滅。該機構的目標就是保証人們對中共的忠誠。
這常常會在華人和接納華人的社會兩者之間形成尷尬的隔閡。當華人盡量使自己融入新社會時，北京卻動用起一切手段，利用華人來投射自己的政治價值觀、強化全球形象、騷擾對手，並推廣使用普通話，而非閩南語或粵語。
不過，對於正準備出國的孫女士而言，政治並非她心中最重要的事情。這位現年34歲的北京人要求本報為其匿名，理由是不想因公開宣揚而使自己的計劃遭到破壞。她籌劃出國的主要原因是：現年6歲的女兒患有哮喘病，而北京的長期污染刺激到了女兒的肺。她說，自由的呼吸是一項基本要求。另外，她也擔心中國只在乎考試分數的教育不能讓她女兒在音樂、繪畫和講故事方面的天賦得到發展。
不久前，孫女士飛赴舊金山為女兒找學校，同時物色一處房產，並處理永久居留美國的申請文件。她堅持說，她不是要永遠離開中國。這同時也是許多即將出國的人所抱持的態度。他們將國外護照視為一種中國國內局勢惡化時的保障手段。
孫女士指出，她這樣做只是為自己的家人留一條後路。
一位堅持完全匿名的大學教授（他說稱他為一名知識分子就行了）則對中國的前景持更加悲觀的看法。他正準備移居美國，與兩個孩子會合。他的兩個孩子都擁有美國大學的碩士學位。
和很多中國學者一樣，這位教授也開了一兩家公司，但他看上去絕對不像一名高管。他胡子拉碴、穿著皺巴巴還短一截的褲子，腳著一雙涼鞋。他說，在中國，你一變富，就有人來抓你。
當然，他的這話有點夸張，但確實有很多登上中國富人榜的企業家最終鋃鐺入獄。
他真正擔心的是，為了獲得成功，他不得不與原則妥協。（他並沒有提到賄賂，但指的就是這個意思）。他說，他已被迫出賣了自己，現在擔心的是這一切都會被奪走。在中國，軟弱而腐敗的法律體系有時可能有利於企業家在上升期時投機取巧，但在他們成功後往往會成為負擔。
借助中國經濟增長發家致富的第一代商人現在夢想著能功成身退。這意味著像美國和加拿大這類地方所提供的法律安全。
這位教授還是美國科技的發燒友。他的一家公司出售的是環保設備，他希望在美國生活能幫他找到辦法來改善產品並研發新產品。他也希望繼續在中國這一最大的市場出售他的產品。他拿著他的蘋果(Apple) iPhone問到，中國要出口多少件襯衫才能買到一部iPhone呢？
他總結道，中國仍然是一個“非常落後的國家”。
當前富人選擇離開中國大陸的這股熱潮讓人們想起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前以及更早台灣的未來似乎面臨威脅時出現的出國潮。在這兩個時期，商人紛紛帶著家人前往溫哥華和西雅圖等城市，為了生意往返於美洲和亞洲。
在中國進入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轉型期的當下，這通常也是現在的人們使用的一種策略。目前中國經濟已經不再像過去那麼紅火，房地產價格正在下跌。習近平掌握的權力比鄧小平以來的任何一屆中國領導人都要更大。他動用這些權力展開了打擊腐敗官員的行動，同時也在打壓維權律師、博客作者和公民社會活動家。這些行動讓政府除去了異見人士，但同時也嚇跑了那些政府需要的具有創造力的人。
美國去年對中國公民發放了6,895張EB-5投資簽証。根據EB-5相關規定，在美國投資最少50萬美元的外國人可以在美國居住。獲得該簽証數量第二多的國家是韓國，但數量僅為364個。由於來自中國的申請人數過多，加拿大今年已停止發放類似簽証。
從中國轉移至國外的財富中有一部分毫無疑問是通過不正當途徑獲得的。根據中國央行的估計，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腐敗官員可能轉移了多達1,230億美元的資產。
歷史學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在他的著作《躁動的帝國：1750年後的中國和世界》(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中寫道，不管在好的時期還是壞的時期，海外華人過去、現在都是連接中國和世界的紐帶。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政府特別關注海外華人群體的原因。在海外生活的華人數量大約為4,800萬人，是在海外生活印度人數量的兩倍左右。無論中國人到了哪裡，他們都努力向最頂層邁進，不管是在硅谷(Silicon Valley)還是東南亞的高科技走廊。
中國政府對已獲得外國籍的華人以及仍保留中國籍的華人進行了意義重大的區分，仍保留中國籍華人的正式稱呼為華僑。這兩類華裔人士均被視為極有價值的資產：學生是代表中國的“使節”；科學家、工程師、研究人員以及其他人士可以帶來技術，利用在西方國家學習到的工業知識來幫助中國加快經濟現代化。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曾導致深受創傷的學生們離開中國，同時也破壞了中共在海外華人群體中的形象。為了恢復形象，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大舉展開宣傳活動。這一舉動被証明是極為成功的。
政治學者James Jiann Hua To說，當年的那場宣傳活動扭轉了大多數海外華人對於中國的看法。James Jiann Hua To是《Qiaowu: Extra-Territorial Policies for the Overseas Chinese》一書的作者。
這場宣傳活動現在仍在繼續。這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教化，通過海外華文報紙、網站（用宣傳的語言來說，就是電子版的“新唐人街”）、學校、青年團體以及教會組織，以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方式進行宣傳。
宣傳的效果在街頭愛國活動中得到了體現。以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之前為例，在奧林匹克火炬接力在全球展開時，出現了來自藏獨及其他敵對團體的抗議活動，但是接力活動受到了組織良好的中國學生的保護。而在接下來一年中，中國學生對墨爾本電影節進行了抗議，因為電影節放映了一部關於維吾爾族流亡人士熱比婭(Rebiya Kadeer)生平的電影。中國政府指控熱比婭在新疆地區煽動分裂。針對達賴喇嘛(Dalai Lama)的抗議活動也跟隨其腳步遍及全球。流亡中的達賴喇嘛是西藏人的精神領袖，中國政府指控其進行分裂活動。
外國人有時候會難以理解中國政府為什麼要花這麼大力氣打擊海外威脅因素，不管這些威脅是真實的，還是想象出來的，被禁的“法輪功”也包括在內。這是因為中國領導人害怕歷史重演。可以說，現代中國的命運一部分是被那些離開中國的人塑造的，其程度可謂相當之深。1911年孫中山發起的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這次革命就得到了東南亞華人的至關重要的支持。
但海外華僑也給中國帶來了積極影響。當20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需要資金和專業技術興辦企業時，他首先找到了香港、台灣和馬來西亞的中國富豪，此後他們的工廠相繼落戶鄧小平劃設的經濟特區中。
但中國在海外的政治活動也帶來了不安。例如澳大利亞，這個國家是最受中國學生、移民人士和旅客歡迎的目的地，普通話目前已經成為排在英語之後澳大利亞使用第二廣泛的語言。
澳大利亞最著名的中國專家之一斯文伯恩科技大學(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教授菲茨傑拉德(John Fitzgerald)在韓國智庫Asan Forum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稱，在澳大利亞的華人正在以從未有過的力度被人按照中國政府的授意說教、監視、組織和監督著。
在美國，學術圈圍繞孔子學院(Confucius Institutes)在美國校園的角色爆發了激烈的辯論。孔子學院是由中國政府讚助的，提供普通話學習課程，對中國則持褒揚的文化立場。批評者稱，這些學院威脅到了學術獨立性，支持者則表示，這些學院提供了別處無法提供的有價值的語言培訓。今年6月，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加入了這場爭論，並建議大學停止與孔子學院的活動，除非它們能夠單方面控制。
中國必須非常小心，不要在其海外政治活動中留下太多印記。首先，中國秉承不幹涉他國內政的政策；並且對國家忠誠這一問題也讓已經立足的海外華人團體面臨風險，東南亞的情況尤其如此，舊時代在東南亞的華人經常被懷疑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五縱隊。
然而如今，中國人出境旅遊規模龐大，中國經濟的影響力不容小覷，這都讓中國有了新的底氣。在全球豪宅市場，中國買家已經成為重要的價格推手。據全美地產經紀商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3月份的一年中，中國買家在美國購買的房屋價值220億美元。
澳大利亞進行了一項初步調查，希望從中了解來自中國的買家是否將房價推高到當地居民無力買房的地步。（結論是還沒有。）
如果沒有自費留學的中國學生，經濟危機之後西方國家的很多大學經濟上都將難以為繼。據國際教育學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的數據顯示，中國學生是美國大學最大的留學生群體，去年中國留學生的數量較前年增長了21%，至235,597人，這一增長速度與澳大利亞差不多。目前在英國全職攻讀碩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人數幾乎和英國本國學生數量不相上下。
得益於中國，旅遊業也重新蓬勃發展起來。中國人已取代美國人，成為全球最大的旅遊支出群體，而且還在迅速挺近高端消費市場。位於北京的高端旅行社狂野中國(WildChina)的創始人張玫提供家庭度假服務，旅行目的地為肯尼亞、巴塔哥尼亞和阿拉斯加等，向每人收取1萬美元。中國人登上南極洲的數量排名第三，旅遊人士坐著Zodiac氣墊船遊覽冰川看企鵝。
國際酒店行業也越來越多地提供符合中國客戶要求的服務。當前需要添加的東西包括茶壺和牙刷。探險公司Himalayan Experience的創始人布萊斯(Russell Brice)稱，在為中國客戶提供登山用具時他還會一同提供中國美食──雞爪和鴨爪。他說，東西雖然小，但這樣做卻顯得特別。
而且，中國出境旅遊人數還將不斷增加。總部位於香港的裡昂証券(CLSA)預測，到2020年，中國公民出境總人數將翻一番，達到兩億人次。
在教育領域，來自中國的下一波浪潮是高中生。富有的父母選擇脫離中國的教育體系，因為這個體系就是讓孩子們為事關重大的高考做準備，而忽略了創造力的培養。此外，一旦克服重重磨難進入大學，這些學生往往就沒了學習的心思。
謝麗（音譯）是北京一家通訊公司的經理，她正在說服16歲的兒子出國留學，但是他無法接受這麼早離開家。謝麗的兒子是北京師范大學(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附屬中學的一名尖子生，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Michelle Obama)最近訪問過這所學校。
盡管如此，這個男孩正為遠渡重洋讀大學和開始國際生活做準備。在他13歲的時候，父母安排他在弗吉尼亞州的一個美國家庭生活了6周。他們全家人還在類似坦桑尼亞之類極具異國情調的地方度過假。現在，讓他母親高興的是，他已經為自己設定了一個在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學習化學的目標。
謝女士承認，她的兒子可能永遠不會回國了，但她說他的心會永遠跟家人在一起。
中國政府並沒有表現出任何減緩留學熱的意願，並且態度簡單明了：如果美國或歐洲願意給我們的聰明學生提供幫助和訓練，那何樂而不為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女兒也在哈佛(Harvard)讀書。
中國總是與各種數字脫不了關系。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其回憶錄中描述了時任總統的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和鄧小平之間的一次會晤。當時卡特把人權問題放入議程，他針對中國政府收緊移民政策向中國領導人發難。鄧小平厲聲說道：沒問題，我們會允許更多人出國，你們準備好接收1,000萬人了嗎？
改革開放政策最終已令如此多的中國人走出國門，可能連鄧小平自己也沒有想像到。
Andrew Brow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