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文化傳統的惡性循環
作者：雨蒼
原文出處
原文出處（2）
“Common sense is the collection of prejudices acquired by age eighteen.”
-- Albert Einstein
「常識就是人到十八歲為止所累積的各種偏見。」
筆者來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本文簡稱中國。）工作，距今也約兩三年左右。初來到中國的時候，心中想到的是在台灣時印象中的中國人：大聲喧譁，不守規矩，沒有公德心，短視近利。在中國和中國朋友相處過一陣子以後，筆者也常在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本文簡稱中國人。）的口中聽到他們印象中的台灣人（中華民國國民，本文稱為台灣人。）。他們口中的台灣人，有禮貌，比較不會吵架，守規矩；但同時也貪小便宜。筆者常常思考，台灣人和中國人究竟差在哪裡？許多中國朋友認為文化大革命把中國（指文化上的中國。）的傳統給革除掉了。保有文化傳統的台灣人因而更為守規矩，更有公德心。
但是翻開龍應台在 1980 年刊登於中國時報的《野火集》，可以發現 1980 年代的台灣，就是現在的中國。如果台灣保有文化傳統，為何當時的台灣會如此混亂？在「中國人，你為何不生氣」中，龍應台寫道：「整個社會風氣都從以自我、自家、自私、自利出發，所以一方面用自私自利、見死不救的心態去過現代社會生活，二方面以假公濟私、貪贓任法的心理去面對公眾，三方面以守舊茍安的心態去保住既得的利益。加上沒有很好的法律制度去限制，人人以為自私自利有百利而無一害，你自私我自利，上下交征利，一點也不知道生氣。」這樣的描述，說的是 1980 年代的台灣，事實上也適用於現在的中國。
台灣和中國，其實是價值觀相同，但是歷史不太相同的兩個社會。
中國是跟中國傳統一樣的專制極權社會，官僚掌控了一切。在中國，媒體和教育都不斷地強化中國文化傳統。比如鼓吹共產黨的正確性，強調共產黨可以照顧人民。有個中國友人笑稱，中國央視的新聞聯播就是撥放國內人民幸福，領導很忙，外國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中國的新聞聯播基本上被認為是洗腦節目。無獨有偶，台灣以前的新聞也是類似的角色。中國人從新聞中總感覺台灣很亂；而很多台灣的中產階級也會覺得台灣很亂，懷念以前兩蔣時代的寧靜。甚至有些中國人認為現在的中國太亂了，還是文化大革命時代比較平靜。
曾在台灣日治時期擔任台灣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說台灣人貪財，怕死，愛面子。事實上這句話可以一體適用於華人文化下的人們。華人文化下的人們服從權威，為了目的不擇手段，愛面子怕犯錯。這些價值觀體現在華人的教育當中。在許多西方國家，學生在高中時代就學習哲學思考，以及學習國家過去的歷史，培育年輕一代的反思和批判能力，鼓勵學生看到社會不公義要發聲，而不是培育乖巧愚忠的順民。西方教育普遍較重視方法，但台灣和中國的教育只重視結果。台灣現在很多人對於中國最大的印象就是黑心商品；但事實上，20 年前的台灣也是黑心食品氾濫，且直到今天，台灣依然有不少黑心食品出現。
所以，台灣之所以比中國的人民素養高一些，恐怕是因為台灣多經歷了些什麼，中國少經歷了些什麼。而什麼塑造出了自私自利的台灣人和中國人？恐怕是我們共有的東西：華人文化傳統。
階級制度
有人說，民主的制度才能造就具有公民意識的人民；反過來說，專制制度就只能造就出具有奴性意識的臣民。專制講究的是一層一層的階級，因此階級在華人文化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國的政治制度在秦始皇時確立，以法家思維訂立；而教化的儒家思想，則在漢武帝時由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決定。
董仲舒之所以選擇獨尊儒術，恐怕是因為儒家思想大部份鼓勵不同階級，身份的人各盡職責。孔子的理念其實是一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階級社會，裏面的人像大家庭一樣闔樂融融。在這個階級社會裡，只要階級高一點，底下的人就要服從。服從的規矩，方式，就是禮；符合這些規矩和價值觀的，就是孔子口中的義。禮和義的昇華，成為仁。這種適合階級制度的思想，都有鼓勵人們接受不公平的社會狀況，以及安於現狀，追求心靈充實的特點。
再者，儒家常常提到古代的聖王；但就算是最晚期的周文王，距離戰國時代也有500年左右。相較於2013年代的現在，相當於明朝時代。這麼遙遠的時間，只根據口耳相傳，相信很難去理解當時的社會究竟發生什麼，也很難對於政治制度做進一步的探討。儒家提出的只是一個虛無縹緲，難以實踐的概念；真正的制度，是秦朝時以法家的制度訂立的。
中國歷代就是實施如此的專制制度。以法家思維訂立法律，嚴刑峻罰；以儒家思維教化人民，培養不會反抗的人民。當然，法家也有所謂的「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儒家的孟子也曾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
但是，為了統治需要，這些思想和內容會被刪除，曲解，或是淡化，以符合統治者需要。況且，孟子的想法是民本思想。階級上者對下者具有責任，階級下者對上者需要以忠誠服從。決定國家前途的依然是君主，只是君主需揹負照顧人民的責任罷了。距離由民眾投票且自行決定未來的民主思想，仍有一段不小的差距。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就曾因為孟子的民本思想而想將孟子逐出孔廟。後來朱元璋也針對《孟子》進行刪節，被刪除部份不得拿來科舉（所以不考的部份就不會讀，自古皆然）。到了清朝的曾國藩，寫下「君雖不仁，臣不可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以不順」，由此可知傳統專制政權對中國傳統思想的扭曲。原本在上位者需有上位者的身段和言行，下位者才需要服從。經過扭曲，變成只要搬出階級和身份，下位者就只能低頭。這樣的儒家思維，固化了階級之間的關係；只要踰越了身份，違反階級之間相互應對的方式，就成為違反禮、不禮貌的行為。
在這種扭曲的文化傳統中，階級上者，和階級下者，逐漸出現了制式化的溝通及運作方式：奴才和主子。君是主子，臣是奴才。父是主子，子是奴才。老闆是主子，員工是奴才。台灣作家柏楊說，「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
魯迅也說：「專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即奴性十足。」、「做主子時以一切別人為奴才，則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這是天經地義，無可動搖的。」主子/奴才的兩面嘴臉，成了魯迅筆下的「阿 Q 相」。這種阿 Q 相，存在每一個華人的心中。
如果身為主子，則目空一切，威風八面，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面子勝於一切。身為奴才，就會盡力去維護主子的面子，甚至把主子的面子，作為自己的面子。為了維護面子，主人當然是不能犯錯的。如果身為主子，則死不認錯；身為奴才，若主子有錯，也要趕快說成自己的錯誤，以討主子歡心。如果有人罵主子，或是批評主子不對，那更是大大不可。服從、甚至服務權威，成了華人的一種本能。而死不認錯，也成為華人的特色。
主子和奴才的態度不只出現在權力不對等的狀況，也出現在許多消費者及服務者的互動上。許多華人會認為「有錢的就是大爺」，只要拿出錢來消費，服務者就有義務服務到自己高興為止，而不顧慮對方的極限或是專業性。如果對方的服務不如己意，就隨意的批評或是插手指導。服務人員也被鼓勵去相信「客戶就是上帝」，無所不用其極的服務這些不尊重服務人員的消費者。古代有錢大戶的囂張跋扈，和今日許多消費者「土財主」的行為，正說明了階級制度的無所不在。
不鼓勵思考
除了階級制度以外，華人還有一個很可怕的問題：理盲和濫情。這來自於中國歷來不鼓勵獨立思考的文化傳統。
古代的四書五經內容常常是一個狀況，一個結論。有時候是對話過程，但是卻沒有思辯過程。在中國的四書五經中，找不到多元化的觀點和討論，也難以找到思考的過程。歷屆的儒學重視所謂的師承，弟子要學習師父的想法，不鼓勵質疑或是提出對立的觀點；就算提出自己的觀點，也要想盡辦法從古人的字裡行間尋找支持自己的證據，而不敢以自己的邏輯來論證自己觀點的正確性。這些儒者在做學問的時候，基本上直接認定四書五經的結論一定是正確的，之後才在字裡行間想辦法解釋這些說法正確的原因。
在邏輯上，若先定下了錯誤的前提或已抱持定論（四書五經的結論一定正確），則思考過程（這些結論為何正確）基本上就有很大的問題，也出現很大的盲點（忽略其他的可能）。如果已經有定見，在推論的過程中會傾向收集支持自己意見的資料，忽視那些反面的證據，也就是所謂的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若是被動地接受到大量的反面意見，還會出現逆火效應（Backfire effect），反而強化原本的信念。也因此，常有人說華人缺乏邏輯觀念。因為在這種教育和文化底下的華人，理所當然的服從權威，不習慣獨立思考。
這樣的華人在遇到利益衝突的時候，往往會選擇以對自己最輕鬆、方便的方式來解決問題，而不會去思考是不是有比較麻煩，但是可以爭取到雙贏的解決方法。同時中國的文化傳統鼓勵血親之間的私德，相對的壓抑公德。
因此，建造房屋偷工減料，製作食品因為追求低成本，不過問原料來源，成為黑心食品。手機或電腦的軟體若有免費的，或甚至盜版可以使用，就下載來用，不考慮軟體開發者要怎麼獲利，怎麼透過撰寫軟體養家活口。這種只追求結果、短視近利的作法充斥著華人社會的每個角落，把華人社會變成了只有私德，沒有公德的社會。
不思考也讓華人沒辦法深入去思考議題。面對任何一件議題，華人總是要思考這是對的，還是錯的；這是善的，還是惡的。例如孟子和荀子就在人性本惡或是本善這件事情上面存有歧見。但事實上，人性可能不善也不惡，就只是會為了可以更好的生存下去，而貪婪的消耗周圍的資源，或是選擇和其他人進行合作。這種只思考對錯，而不能深入思考議題的狀況，讓華人無法多元化的思考（註21）。如果一個事情有個優點，往往就開始把這件事情美化；反過來說要是一個人有了缺點，就會變成十惡不赦。一篇文章如果幾個句子寫錯，往往就被罵的一文不值，而這個人未來說的任何話也就被打上不可信的標籤。四書五經中幾乎找不到一件事同時有好處，又同時有壞處，客觀去檢討問題點的狀況。因此錦上添花成了華人社會常見的現象。
由於犯下一點錯誤就變成十惡不赦，華人反而變成了害怕犯錯的民族，害怕被批評，也害怕自己和別人不一樣會是錯誤。因此華人從眾，而且害怕批評，或是不一樣的意見。遇到這些意見，華人不會去思考對方的觀點是否正確，而會直覺的想盡辦法說服對方，甚至不惜訴諸人身攻擊或武力。
在台灣，許多國民黨與民進黨支持者、或社會運動人士在面對批評的意見時，往往容易失去風度，缺乏包容的雅量。就連號稱追求言論自由的自由派中國人，對於所謂的五毛黨也常常以人身攻擊方式應對。面對不同的異見，華人往往缺乏包容、甚至理解的能力。
面對不同的意見就已經懶得去理解的華人，更進一步地就更不能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或文化了。因此在中國國內，面對不同文化的西藏，新疆，或是生活方式不同的香港和台灣，都出現很多問題。到了國外，由於華人不理解當地文化，也無法融入當地環境，往往造成當地居民的困擾。華人每到一處，就形成一條唐人街，或是中國城。
權威和不思考的結合，造就了華人社會各處的問題。長官為了方便自己管理，責令底下的人員做出超出負荷的資料；而底下的人員為了服從權威，又為了貪圖自己方便，只好製作假文件，虛意奉承。底下的人聽到來自權威的說法，往往不加思索，全盤接受，成為盲從；長官遇到不中聽的意見，直覺就是把對方打倒，想盡辦法把言論抹煞。因此歷屆中國都有所謂的文字獄。司馬遷因為和漢武帝意見不同，遭受到宮刑；而因為批評皇帝，或說皇帝不中聽的話導致殺頭或是流放的更是不勝枚舉。就連到現在，中國依然有審查制度，而台灣的媒體則不能發出和老闆立場相反的評論。
這種狀況導致華人除非遇到天大的事情，否則不會選擇出頭。出頭杵逆領導，輕則挨頓罵，被清算；重則丟了小命。槍打出頭鳥，由此而來。毫不懷疑地接受權威的說法，造成華人社會謠言四起，道聽塗說的事比比皆是。華人社會一向易於被政府或財團灌輸想法，也容易成為偽科學的溫床，經常出現各種各種張冠李戴的名言。只要說這些名言的權威人士聽起來有來頭，說的話看起來有道理，往往就有大批的網友跟著轉貼這些嘉言錦句。華人一方面接受來自權威的說法，另一方面又對政治冷漠，兩者進一步地強化中國的政治力道，又再度形塑了華人的臣民性格。這成為惡性循環，一代一代的將臣民性格傳承下去（圖1）。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李慎之說，中國的文化傳統是專制主義，就是這個道理。
如何打破惡性循環
不能否認，儒家對於精神層面的境界非常崇高。「天人合一」、「反求諸己」及「無入而不自得」等觀點在追求心靈的寧靜及個人修養上相當不錯。但是作為政治架構，儒家和法家的許多理論反而容易遭到專制統治者的濫用，成為教化和愚民的工具。外儒內法的政治架構對於維護專制制度的穩定性也具有相當大的助益。這些理論並不強調如何爭取個人該有的權益，也不鼓勵人們思考制度上的不合理之處，相對地也穩定了階級社會。
到了今天，已有相當多的狀況證明專制對於人民的福祉不如民主來的有利。適合外儒內法政治制度的華人文化傳統也需要檢討，以符合現今的民主社會。從中國各朝代的實踐就可知道中國的文化傳統其實有很大的弊病。面對不公義的制度或文化，華人思考的不是如何改變這樣的制度，反而是如何自私地利用這樣的制度來讓自己獲得更多的特權。也因此中國的文化傳統實踐到最後，往往會出現不重視公平正義，階級撕裂的社會。各朝代末期幾乎都有出現「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貧富差距現象，對於儒學的過度重視，以及經濟學的不理解，也導致各朝代末期常常出現經濟崩潰或通貨膨脹的狀況。經過了數千年的實踐，外儒內法的專制政治可說不是長治久安的一條路。
近年來台灣人和中國人的接觸逐漸頻繁。由於消費方式及生活習慣的不同，導致台灣人和中國人之間的接觸觀感逐漸出現階級區分。許多台灣人總認為自己的素養比中國人好，因而在言談舉止中往往會露出對中國人行為的嫌惡及輕視。但事實上，台灣今天之所以不是中國，最大的原因反而可能是由於台灣比中國多了約二十年的民主政治經驗，因而在公民價值觀上較有觀念，表現也較為良好，而不是因為台灣真的比中國多保留了文化傳統。和中國社會相較，正是許多人眼中的「台灣亂象」造就了公民素養更為成熟的台灣社會，也保障了更多台灣弱勢族群的權益。
許多人都認為現在的台灣已經相當民主化，且由於台灣思想自由的關係，儒家思想如今已不是主流價值。但事實上，綜觀台灣多數人民的行為，依然可以知道儒家的思維仍無處不在，就連台灣領導人馬英九也不例外。《論語》子路篇有一篇樊遲請學稼，如下：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馬英九，就是好禮、好義、好信又不懂稼的君子呀！
這樣的惡性循環到今天依然持續著。台灣人民和中國人民對政治都十分冷漠。兩邊的中產階級，往往佔有了社會上多數的資源，口中喊著倫理道德，卻對生活困苦的人們不聞不問，對社會的不公不義充耳不聞。如果弱勢族群因為受不了壓榨而抗議，走上街頭，就成了暴民。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想方設法爭奪更多資源，成為中產階級心目中的第一要務；但事實上，是中產階級不曾想過，也不想花時間動腦去尋求公平正義的雙贏。面對類似低薪資的弱勢族群議題，這些中產階級思考的不是社會結構問題，或是自己應負擔的責任，反而指責弱勢族群努力不足。一如歷史社會學者姚人多所說，「我們的中產階級在知識上是極為貧血的，貧血到認為論述如果是以理性的形式呈現出來，那麼論述的內容便是理性的。」這類似是而非的「理性說法」，以及對政治和社會的冷漠，導致台灣的民主政治產生危機，也讓中國政壇上的政治人物能肆無忌憚的說出「中國人民素質低落，不能推行民主」的話。
《知識份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一書的作者薩依德（Edward Waefie Said，註31）說，「知識分子不是專業人，為了奉承、討好及有缺憾的權力而喪失天性；而是具有另類的、更有原則立場的知識分子，使得他們事實上能對權勢說真話。」而「不願意顯得太過政治化、害怕看來具有爭議性、需要老闆或權威人物的允許」是為「知識份子的腐化」。（註32）。因此，在中國文化傳統底下，難能出現具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對於大眾來說，「社會責任」更是一個陌生的辭彙。根據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於 2008 年所做的調查，中國和台灣的華人社會普遍都認為民主的重要特色是可以維持生活所需，而非所擁有的權利或是該負擔的責任（圖2)。
要打破這個惡性循環，可以借鑑台灣經驗。台灣經過了十數年的民主政治，已逐漸出現了反省的聲音，也開始出現所謂的 NGO 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組織，長期關心社會公義問題。從台灣經驗看來，只要先推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公民社會自然就會逐步出現。在民主制度下，台灣人逐漸了解，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想法，需要學習尊重不同意見；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步的培養出了公民意識。只是社會上文化傳統的力量依然十分強大，因此若可以在教育制度上推行如 PISA 這種以終生學習為目的的考試方式，或以 Open data 活動幫助政府更加透明，降低公民的門檻，都可以加速公民社會的轉變。只是從制度上來變革所影響到的既得利益族群過於廣大，可能會造成各種窒礙難行的狀況，因而難以推行。或許從個人先行著手，也是一種方法。
從個人來說，可以先從認識華人的文化傳統開始，一步一步地重拾每個人的社會責任。在《見樹又見林》一書中提到，「我們並不是自己所想像的那麼擁有自由意志，當我們做出一種選擇或判斷時，背後有著身處的社會體制、價值語言、文化符號帶給我們的制約，我們甚至常常被迫做出那樣的選擇，即使我們誤以為自己是在自由的選擇。」
事實上，筆者認為，華人的文化傳統，正是讓華人社會的大眾在「誤以為自己是自由的選擇」的同時，卻選擇了作為一個懦弱的臣民，而不知道還有「為公義發聲」的公民存在，沒有想過責任及問題點可能就出在自己身上。一方面把問題外部化為自己卸責，另一方面卻又不斷地用各種「台灣之光」、「中國之光」來自我安慰。整個華人社會就在這種氣氛下越來越自戀、越來越自我中心。柏楊所說：「中國人的醜陋，在於不知道自己的醜陋」，原因即在於此。
筆者僅是業餘社會評論者，但在近幾年來的論戰中發現：目前為止台灣和中國的許多檢討多僅針對社會現象，鮮少有人對真正的核心觀念進行批判，也少有嘗試分析問題的根源所在的文章。因此筆者選擇撰寫這篇文章，試圖引導大眾將視線重新放到華人文化傳統及每個華人自己的價值觀上，期能引起拋磚引玉的效果。本篇文章若有不足之處，也歡迎各位給予批評指教。筆者相信，了解、檢討華人的民族價值觀，重拾每個華人自己的社會責任，才是解決台灣和中國長期社會問題的解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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