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0-27 作者/潘華生 原文網址
近日，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英國，共同發表了「面向21世紀全球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聯合宣言，將在未來10年，以擴大投資、相互支持的方式，展開全方位的合作。在訪問英國期間，雙方並簽署了包括醫療、教育、旅遊、核電及高鐵項目約2兆台幣的商業合約。英國也決定延長大陸民眾多次往返簽證效期，以表達對大陸的善意並爭取旅遊收益。中英決定深化、共建夥伴關係受到其他歐洲國家高度的關注，將產生更大規模的後續效應。隨後帶動荷蘭女王、德國總理梅克爾與法國總統奧朗德等，也即將在短期之內密集訪問中國。
英國不是普通的國家。她是現代社會與近代歷史的創造者，從工業革命到民主憲政，也曾經是一個維繫了近300年的世界性超級強國。這樣的一個國家，為什麼願意轉向中國？這樣重大戰略選擇的背後有什麼可以值得借鑒的地方？
首先，國際大環境不是一個主觀意識可以左右的場域，而是一個現實的環境，所有的存在都是一種適應性選擇的結果。成功的做出正確的選擇，可以更好的生存發展；如果不幸做出了錯誤的選擇，就可能滑入一個難以回頭的深淵。
英國與台灣一樣，游移在大陸的邊緣，光榮而孤立。但英國自啟蒙時代之後，一直相對理性與務實，具備足夠高度的前瞻性。英國外交長期以來所服膺「沒有永遠的敵友，只有永遠的利益」現實主義傳統，因此，英國在過去數百年來的戰略決策極少失誤，使得她可以在多次戰爭中，總是能站到了勝利的一方；二戰戰後當其他歐洲殖民強權忙著重返殖民地的同時，她卻正確地選擇了「去殖民地」。
英國涉入中國的程度既深且遠，例如人權、西藏、達賴、香港等。英國與中國建立「面向21世紀全球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其實是要將過去中英之間諸多爭議的歷史問題放下，也不再糾纏於價值觀差異的問題，而從互利的角度來構建彼此的關係。最大的改變力量就來自於英國精英對中國崛起在21世紀意義的重新思考，承認了中國世界性經濟大國的地位，也認可了中國不同政經模式的發展可能。
那麼台灣有沒有正確理解所謂「中國崛起」的意義為何？現今台灣經濟規模僅為中國大陸的5%，中國大陸的經濟規模不但僅次於美國，而且每年新增的經濟規模增量就接近一個印尼。這樣龐大、卻對台灣開啟的大陸市場，我們卻在服貿、貨貿上自我封閉，「自己國家自己毀」還自我感覺相對良好。明年，得來不易的「九二共識」的政治架構也許難以維繫，可能發生地動山搖的後果。然而，台灣人民卻對此可能的後果完全無感，在大選的過程中更是缺乏對此議題的理性討論。
在中國強調著大國崛起的同時，英國卻安靜地選擇了退出世界性大國的角色。與此同時，台灣的自我認知也正從秋海棠的大國，逐漸過度到一個番薯形的海洋小島，然而台灣所在乎的，卻僅僅是如何要求與中國大陸對等，互稱官銜等細微末節，並在互動過程中偷渡一下「兩國論」，然後小確幸一下地樂不可支？其實，面對中國這樣的超級大國，誇談形式上的對等有何意義可言？
台灣與英國一樣，必須遵循相同的適應性規則，必須面對殘酷的生存選擇。所不同的是西方的文化中都有末日的觀念，因此，全球暖化等末日觀念很容易引起共鳴，進而在科技、法律、生活實踐上尋找可能的解決方法，而文化傳統上的台灣人缺乏末世的感知，因此沒有末日的危機意識，也缺乏尋找解決「地動山搖」末日問題的動機與誠意。
台灣朝野應該思考的是：一個從來沒有站錯隊的英國，也是美國最忠實盟友的英國，不惜引起美國不滿，也要堅持與中國結盟作為對自我最有利的選擇？也許，英國人特有的理性與感性告訴我們：面對一件我們沒有能力阻止它發生的事情，我們只有將自己調整到最恰當的位置上，平靜地迎接它的到來，否則，等待的將是更大的悲劇。這是一個繁華落盡、洗盡鉛華之後的成熟，雖不容易理解，卻是大智慧。
（作者為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副教授）(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