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1-17 作者/鄧聿文 原文網址
東亞最大的兩個國家──中國和日本，最近因中國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參拜供奉日本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關系更加惡化。自2012年9月日本國有化釣魚島以來的這輪中日博弈，時間之長世所罕見，世界越來越憂慮中日沖突有走向失控乃至戰爭的危險。
在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中日出現這種全方位的對抗，雖是由日本國有化釣魚島觸發，但深層因素是東亞首次出現兩強並立，日本對中國崛起的心理準備尚未調適好。從這個背景看，中日兩國遲早要發生一場對抗與危機，不在釣魚島，也會在其他方面。在中日和東亞的關系史上，出現過三種交往形態或階段，即“中強日弱”、“日強中弱”及“中日並強”。在大部分歷史時期，中國基於人口、土地和文明，都領先於日本，只是到了近代，日本通過開放和學習西方，領先中國，目前雙方進入“中日並強”階段。從未來看，中國通過改革開放，中日關系很可能再次回到歷史的本來面貌，即“中強日弱”狀態，但至少在最近一、二十年，中日將保持“強強型”關系，東亞地區首次出現“雙雄並立”的局面。
在“雙雄並立”的初期，也即目前階段，雖然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日本，但人均GDP還遠落後於日本，另外，日本在技術和軍事實力的某些方面，也要超過中國，這使得日本對中國的崛起，存在復雜的心理感受，失落感、優越感和恐懼感並存。相對中國而言，日本的短板是政治和軍事，但日本的技術實力使得其非常容易從經濟大國變成軍事大國，而要跨過這一步，日本就必須從二戰體系的束縛下擺脫出來，推翻美國和聯合國在東京審判後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以及和平憲法，使日本擺脫“美國之妾”的地位，實現日本的再武裝進而重振“大日本帝國”，使日本成為一個“正常國家”。
可如果日本現在就直接挑戰美國的權力，它還沒有這樣的力量，因此採取間接迂回的步驟，以日美安保條約指定的所謂“日美協防地區”釣魚島來挑戰、刺激中國，若中國積極回應挑戰，對釣魚島採取行動，日本就可用“國難”為借口實現修改憲法和再武裝，而釣魚島戰事如果發展，日本“引蛇出洞”得逞，美國不得不卷入，從而引起中美戰爭，中美必然兩敗俱傷，日本就可以借機擺脫美國，重振軍國。
所以，在日本經濟地位因中國實力和地位上升而下降時，日本會採取增強政治和軍事實力的方法來維護其原有的國際地位，從而在政治上擺出一副與中國對抗的姿態。安倍政府的“安保三法”就已經鮮明地表現出了這點。以此觀之，釣魚島爭端是日本成為“正常國家”的需要。換言之，日本國有化釣魚島，目的不在釣魚島本身，而是旨在激起中國的憤怒，從而為日本右翼早已規劃好的修憲強軍，成為“正常國家”，尋找一個外部敵人。
就中國來說，激化釣魚島的矛盾有利於鼓舞士氣，即強軍，同時凝聚愛國力量。中國在日本國有化釣魚島初期雖是被迫反擊，但日本的舉動也給中國提供了一個介入爭端、改變現狀的極好借口，所以中國很快調整了策略，主動出擊。
在習近平的“中國夢”中，強軍，實現百年雪恥，是重要一環。中國的民族文化和性格所決定，中國不太可能重走過去一些國家崛起時的軍國主義之路，但它必須有保衛自己的強大的軍力。隨著中國經濟的壯大和國力的增強，中國的國家利益也向全球擴散，過去是搭美國的“便車”，但在中美存在戰略競爭的態勢下，未來中國必須靠自己來保護自己，所以，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和軍費開支的增加也就必然。如果周邊形勢緊張（不管最初是由誰引起的），中國也就有了大幅增加軍費的理由。而日本的國有化釣魚島之舉正好為中國拉高周邊緊張態勢提供了一個最好的切入點。此外，鑒於中國國內正處於矛盾多發的階段，中共也需要通過激起民眾的愛國主義來轉移民眾對國內問題的關注。
假如這樣，日本右翼勢力和中國的強硬派是否會貿然開啟戰端？從目前來看，這種可能性不大，但不排除誤判而產生戰爭，這裡既有日本憲法的約束，也有中國面臨著繁重的改革與發展任務的因素，還要考慮到美國對中國威脅其霸權地位所作的判斷。
在中日釣魚島遊戲中，雙方只有在拉高危險的情形中才能實現其戰略目的，這就很容易造成管控危機的機制失靈，避免不了因誤判或偶發因素而出現的擦槍走火。但擦槍走火是否會發展成一場局部的高科技戰爭，主要取決於雙方對戰爭的動員和準備程度以及對各自對國內問題的解決程度。
理論而言，鑒於日本還受制於和平憲法的約束，在修憲完成之前，不大可能開第一槍，否則，它就沒有道義優勢，並會遭到曾經受過日本殖民統治的其他國家的反對，美國在這種情況下也不可能軍事幫助日本。由於日本修憲需要一個過程，在未來幾年，日本挑起戰爭的可能性不是很高。這從安倍呼吁中日完善緊急聯絡機制、為防不測事態可見一斑。
從中國來看，也不大可能打第一槍。一是因為打第一槍會失道義優勢；二是中國國內還面臨著繁重的經濟建設和其他復雜矛盾的處理，領導人不希望戰爭來攪局；三是中國和平崛起的形象限制了用軍事手段解決爭端的可能性；四是中國必須考慮美國的參戰可能。因此，中國也不大會在釣魚島問題上主動挑起戰端。
鑒此，未來幾年內，中日在釣魚島問題上全面攤牌的可能性不高。唯一的例外是雙方在高強度的對抗中發生誤判。但從更長時段來判斷，一旦日本完成了和平憲法的修改，或者，中國的軍事和經濟實力比現在有大幅躍進，不排除中日一方會率先打響第一槍。如果日本打第一槍，美國的態度是關鍵。日本選擇同中國對抗，“引蛇出洞”，目的是利用美日安保條約，把美國拖下水，引起中美戰爭。所以美國在慫恿日本的同時，也在約束安倍政府不能對中國刺激得太過分。然而，正如一些國際關系學者所說，當中國的經濟和軍事現代化實力進一步強大到美國認為中國是其全球戰略的頭號敵人時，美國有可能抗拒不了中日戰爭這個牽制中國的“機會的誘惑”，將中日“島戰”作為結束中國發展戰略機遇期的“機遇”。
另外，有一點需要明確，不管形勢如何發展，中日一旦打起來，美國決不會坐視不管。若美國坐視其最重要的盟友受傷而不救，會導致失去日本乃至其他盟國的信賴，甚至導致美國幾十年營造起來的整個同盟體系趨於崩潰。因此，如果中日發生武力沖突，美國選擇“合適”的方式、地點和手段，從後台走向前台，“伺機而動”的可能性不會小。
基於上述分析，筆者的結論是，在東亞“雙雄並立”的階段，中日關系會出現兩種可能：互利雙贏或互損雙輸。歷史的悲劇在於，盡管人們極力想爭取前者的結果，現實卻是日益向後者靠攏。雖然短期不大可能發生戰爭，但考慮到中日的結構型矛盾，中日在朝鮮半島、東海劃界、台灣問題、歷史問題上存在的尖銳矛盾和沖突，在完成了各自的準備工作後，不排除中日發生軍事沖突的可能性。
（本文作者鄧聿文系知名專欄作家，中國政治觀察者，致力於中國的改革和轉型研究。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