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1-21 作者：陶冬 原文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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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冬 |
八十年代初的改革開放、九十年代初的建立經濟特區和本世紀初加入WTO，無疑都屬重要的改革決定，它們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軌跡，在改革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不過那些改革基本上聚焦於一點。此次改革決定，無論從廣度、深度、詳細度均是罕見的，而且各項改革之間相互互動，反映出了中國共產黨在改革問題上的決心。
這個改革方案，超越了筆者的期望，相信也超越了市場的期望。這個改革大計成功與否，最終取決於進一步的細節和執行。在此過程中，勢必受到各種利益集團的影響，部分方案出現縮水也不奇怪。不過筆者以為，如果改革方案中有一半可以得到實施，5-7年後的中國會和今天大不相同。
改革方案細分為17大項60個領域，本文很難在有限的篇幅中對所有問題加以分析，以下聚焦於一些對2014年經濟和中長期經濟可能帶來直接影響的改革措施。
改革措施細節傳出，市場對此一片歡呼。的確，三中全會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有綱領、有細節、有決心、有時間承諾，對於停滯十年的改革進程是一大利好，對於將目前陷入困境的經濟是一種促進，對於舉步維艱的經濟轉型是一種承諾。不過同時必須看到，改革不可能沒有陣痛，如果改革真的起步，地方投資與國企投資的腳步都可能有所放緩，中國經濟增長或要受到負面影響。筆者首先強調，改革有利於長期經濟的重新啟動，但是對短期的增長動力，未必一定有利。不過這種增長放緩，基本上在政府的掌控之中，政府可以通過反週期措施加以調節，GDP增長的回落空間估計有限，硬著陸的風險暫時不明顯。
所有改革措施中，對經濟可能帶來最直接刺激的，當屬放開獨生子女政策。獨生子女政策解禁，會使上億名生育了第一胎後的育齡婦女重回生育大軍。這批人不至於每位都再生育，但是進行補償性生育的比例估計高達30-50%。 2014年由此產生的消費，主要集中在母親身上，在之後1-2年消費動力會明顯加強。筆者看來取消獨生子女政策是中國最好的經濟刺激措施，而且政府無需花費一分錢的公共開支。
財稅改革，2014年鐵定上馬，只是不少內容需要經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審批。長遠來講，中國稅制由生產環節課徵轉向消費環節，乃是大勢所趨。 2014年比較成熟的是“營改增”，這個過程中企業的實際稅率可以得到1-2點的下調。重新分配地方與中央的財政收入，是此次財稅改革的一大看點。政府強調事權與財權相匹配，筆者的理解是地方在財政收入上會分到更大的一塊餅，同時一批目前地方政府主導的基建項目也會被收歸中央，由中央財政出資並主導。房地產稅，牽動著千萬人的心。房地產稅的試點一定會進一步鋪開，但是筆者認為中央未必很快會在全國范圍內對所有住宅課徵房地產稅。撇開房地產稅的基礎設施尚未健全這個技術性因素不談，在消費已經疲弱的今天對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開刀，無論從經濟上還是從政治上都是不智的。
生產要素價格市場化，應該也是2014年的一大看點。本屆政府關於“市場決定性因素”的闡述，已經剷除了生產要素價格行政制定的理論基礎，要素改革必然提速。目前通貨膨脹相對較低，也為改革提供了一個時間窗口。
筆者認為，存款利率市場化的速度，可能比一般估計來得更快。目前銀行儲蓄資金大量流失，已經使現有的人為的低利率儲蓄政策難以為繼，三中全會又從制度改革上施加壓力，利率全面市場化不會拖得太久。
三中全會的改革措施，可能對中期的中國經濟影響更大。這些變化不如短期那樣明顯，但是對市場和經濟的意義更大。
首先，筆者認為五年後的地方政府可能面目全非。三中全會在地方政府方面的信息可以簡化為兩個字：收權。在財權事權統一的名義下，地方政府在基建項目上的話事權可能被大幅削弱。地方官員政績考察上，GDP因素明顯下降。部分大城市升級至直轄市。筆者預言，地方政府在經濟、社會中的作用恐怕會明顯下降。
其次，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可能進一步下降。少了地方基建投資，增長速度勢必下降，不過增長的質量卻會改善，系統性風險下降。
再者，人民幣國際化全面鋪開，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之一。同時在適度的監管下，中國在五年內（或更短的時間內）實現資本的跨境流動。中國資金全面出海和外資投資中國本土資產成為現實。
這次改革方案中，國企改革是一個弱項。儘管政府提到國有資產管理，同時要求提高國企的分紅比率，但是打破國企壟斷基本沒有涉及。不打破國企在製度庇護下壟斷，支持非國有企業的准入很難有結果，少了民企的重新全面介入，國企又躺在壟斷商不思進取，經濟活力便難有全面地恢復。
另外，三中全會對地方融資平台完全沒有提及。地方融資平台的債務負擔，已經不再是地方債務的問題，而是威脅到整個中國經濟和金融穩定的問題。此事不作及時處理，必成大患。
三中全會的改革方案，並非沒有不足之處，但是在改革停滯十年之後，它的推出如同春雷，令筆者振奮。這是一個可能改變中國經濟、社會進程的綱領性文件，不過細節和執行決定成敗。
(本文原載於經濟通，為個人觀點，並非投資建議或勸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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