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 07月 29日 來源/華爾街日報
藍詩玲(Julia Lovell)承認﹐鴉片戰爭是一個敏感的話題。
中國人通常將這場開始於1839年的戰爭視為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開端﹐而對許多英國人來說﹐它已經淡化為歷史的注腳。
但是﹐藍詩玲在她的新書《鴉片戰爭：毒品、夢想、中國之形成》(The Opium War: Drugs,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中指出﹐關於這場戰爭的傳奇仍然有重大現實意義﹐因為它們能夠解釋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複雜的關係。
現年36歲、在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教歷史的藍詩玲和《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Jason Chow談了這本書的創作靈感、為什麼寫這本書讓她陷入一種痛苦的情緒以及詹姆士‧邦德(James Bond)如何激起她學中文的興趣。以下訪談內容經過編輯。
我剛上大學時學的是歷史專業。在第一個學期的聖誕節假日﹐我觀看了一部007電影。電影的名字叫《雷霆谷》(You Only Live Twice)﹐在這一個片子中﹐詹姆斯‧邦德來到了日本。
電影中有這樣一個場景：莫奈彭妮小姐(Miss Moneypenny)問邦德：“你要怎麼掌握這門語言？”他回答說：“別擔心﹐莫奈彭妮﹐我在劍橋學過東方語言。”我想﹐只有在這件事上我才可以找到和邦德的共同點。
1997年﹐在我第一次遊覽中國期間﹐我接觸到的關於鴉片戰爭的說法都是非黑即白的官方看法。我當時完全沒有頭緒。我在劍橋學習了一年。我的老師們給我傳授了一些基本的中國古典文學知識﹐僅此而已。
我在中國最初的文化體驗是觀看大型史詩電影《鴉片戰爭》(The Opium War)﹐這是一部講述圖謀不軌的帝國主義和英勇無畏的中國愛國主義者之間鬥爭的灰暗陰鬱的故事片。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中國對待歷史的高度緊張態度﹐也是第一次因為自己是英國人而感到非常尷尬。
這種官方版本的歷史觀在看待這場戰爭時非常直接簡單。你可以看到英國人全是大壞蛋﹐他們通常長著夸張的大鼻子和火紅的頭發﹐他們把毒品強賣給中國消費者﹐掠奪中國人的財富﹐消磨他們的意志。這場戰爭被認為是中國與列強之間的不平等條約的源頭﹐這些不平等條約使中國在19世紀末淪為東亞病夫。對鴉片戰爭的這種解釋是當今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根源。中國人所稱的“恥辱世紀”也正是開始於鴉片戰爭。從此以後﹐中國開始努力與西方抗爭並形成一個現代國家。
在英國人的意識中﹐絕對是竭力要忘掉自己曾打過鴉片戰爭的。普遍的看法是﹐在19世紀﹐英國做了太多壞事﹐和我們在非洲或印度的所作所為相比﹐鴉片戰爭真的不算什麼重大劣跡。但是﹐我一直對這段歷史有著清醒的認識﹐知道它是中國公眾記憶中的一個很大的傷口。我發現有很多地方令我感到尷尬不安。關於鴉片貿易的故事充滿了貪婪、機會主義和偽善的味道。
但是我還發現有些實情被掩蓋了。其中之一是﹐我發現在19世紀﹐鴉片貿易並沒有現代人所認為的那麼惡劣。當時鴉片被當作一種社交性的藥劑﹐類似於酒在當今社會的用途。
而且當時在英國和中國之間還展開了很多合作。如果沒有中國的合作伙伴﹐鴉片貿易本身就不會存在。有許多普通的中國人將這場戰爭視為發財的機會。如果沒有他們﹐英國人不會打贏這場戰爭。
我曾經問過現在的中國人對鴉片戰爭有什麼看法。我去旁聽了中國大學的歷史課﹐還採訪了一些自稱是民族主義者的人。
在課堂上﹐他們高聲喊出對鴉片戰爭的民族主義看法。但佔主導地位的情緒是厭惡而不是生氣和憤怒。如今﹐中國對國際力量和西方世界的開放程度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時候。在當今中國﹐這種實用主義和開放態度甚至滲透到了最極端的民族主義者的觀點中。
出於現實政治的原因﹐中國政府相當熱衷於把這場戰爭擺在公眾記憶的前沿。將鴉片戰爭看作一場國際陰謀對於一個發展中的、雄心勃勃的中國來說非常有現實意義。鴉片戰爭遠不止是一個歷史事件﹐它向當今的中國社會發出了強有力的訊息。它代表了一場壓制中國的持續陰謀。
我同時採用了英文和中文原始資料﹐試圖從中英兩國的視角來解讀鴉片戰爭。我發現英文解說一般採用英文原始資料﹐而中文解說則依賴中文原始資料。這個問題讓我陷入了一種難以置信的痛苦情緒。我有太多的資料要看。如果你去問我丈夫﹐他會告訴你我當時極度暴躁。
但是﹐將英文和中文說明進行比較是件有趣的事﹐我發現它們在每一點上都有分歧。
在19世紀的中國﹐你距離北京越遠﹐聽到的謊言就越多。軍隊將領們撒的謊最離奇﹐明明是吃了敗仗﹐卻宣稱大獲全勝﹐本應在戰場指揮戰鬥﹐他們卻沉迷於鴉片。相比他們做的財務記錄﹐我的退稅申請表看起來簡直太好了。只需具備英國大學教師的財務意識﹐你就可以掌管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中國──的財政。我很高興發現了這一點。
Jason Chow